小邓副科长

㈠ 周恩寿的个人轶事有哪些

周恩寿(1904~1985) ，周恩来的小弟弟，出生于江苏淮安，字同宇，出生后因皮肤稍黑一些，家里人给他起了乳名"小黑子"，学名恩寿。祖籍浙江绍兴。

周恩来同胞兄弟三人，两个弟弟名叫周恩溥和周恩寿。周恩溥已于1944年因病去世了。知道他俩生平事迹的人不多。周恩寿生于清光绪三十年二月二十三日，即公元1904年4月8日。他出生后因皮肤稍黑，家里人便顺口喊他“小黑子”算作乳名，取学名恩寿，字同宇，也叫过桐宇。周恩来投身无产阶级革命，长期遭敌人通缉，他要求难免受到牵连的主要亲属改名回避；建国后，周恩来又要求他的亲属不要说出与他的关系，以免受到特殊照顾。于是，周恩寿先生从1928年即一直以同宇二字为名。周恩寿出世时，因他的曾担任山阳知县的祖父①已病逝多年，正是周家急剧败落的时候。他一周岁多，父亲因买彩票中头彩，家中陡然有了经济收入，母亲便带着三兄弟一起去了清河县，清江浦(今淮阴市区)的外婆家那儿，断断续续住了两三年。在恩寿三岁时，因年轻的母亲及十一婶相继病故，大哥恩来便带着二哥和他一起从清江浦返回淮安驸马巷老家。这时父亲在外地谋生，工资甚低，无法养家，其他周姓各房相继外出谋生，从此，驸马巷老宅院便“门庭冷落车马稀”了。长期在这里“留守”的只有患有残疾的周贻奎夫妇，亦即当时淮安人常称的“八爷”和。八太”。周恩寿的八叔(按周家排行为八，是嫡亲三叔，周贻奎由于腿疾行走不便，由体弱多病和八婶母杨氏曾非常艰难地抚养过他们兄弟仨一段时间。这期间同宇从八叔和哥哥那里学了一点珠算，也读了些古书。后八婶母实在无力抚养兄弟三人，就将年幼的恩寿托付给一位住于清江浦的姨娘家抚养。恩寿在多灾多难中度过了他那不幸的童年。

当时在东北谋生的四伯父(嫡亲大伯)周曼青工资收入不多，但能负担一个孩子读书。自1910年起，哥哥恩来转到四伯父处念书，1913年考入南开学校后，因成绩优异和坚持为学校刻钢板，搞勤工俭学，生活已基本靠自己。四伯父曾先后娶过王、赵、杨三位妻子，皆未生育。按照封建宗法，需要后嗣有人，恩来早先就已过继给他的十一叔(嫡亲四叔)周贻淦为子，十四岁的周恩寿筹借了点路费走了很远的路，步了两位兄长的后尘，也来到了天津四伯父的家，不过，他作曼青先生的过继子，那是公元1918年的事。

周恩寿自幼忠厚老实，到天津后，读书用功，头脑聪明，接受能力比较强，他常常因成绩好“跳班”升级，放学后还帮助四伯母做家务，深得老师、四伯父、四伯母的喜爱。

1921年，周恩寿考入南开中学读书。在这所新型学校进步思潮影响下，周恩寿于1924年春即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且是哥哥创建的“觉悟社”的小交通员。同年冬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5年，周恩寿受党组织派遣，以入北平宏达学院学习为掩护，到北平市做党的地下交通和宣传工作。

随着岁月的流逝，周恩寿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一天天长大，他与其兄长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在周恩来赴欧勤工俭学后期认识了长兄的女友邓颖超同志。当时，他称邓颖超为“姐姐”，称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老太太叫“杨伯母”。后来周恩寿曾回忆说：“那时，姐姐用毛线给我编织了一双棉鞋，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在寒冷的冬天穿上那么暖和的鞋。”可见邓大姐对他的关心和爱护。

1925年10月，已与兄长结婚的邓颖超根据党组织决定从广州发来电报，让其陪同杨伯母一道去当时大革命的中心广州，1926年1月经党组织决定周恩寿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大队第一队学习，同年6月毕业。

1926年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周恩寿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员。北伐军攻打武昌城时，周恩寿随攻城部队在火线上采访，不幸右脚被敌人炮火炸伤，由当时任总政治部秘书长的郭沫若和宣传大队长的胡公冕抬下火线抢救脱险。一个多月后伤愈，周恩寿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劳资仲裁委员会代表，1927年春改任武汉邮电检查委员会主任，并继续参加北伐宣传工作。

在这期间，周恩寿因年纪轻，涉世不深，仅为一件生活小事离开队伍一个短暂时间，一向律己甚严的周恩来知道后非常生气，严厉地批评了弟弟。年轻的周恩寿又害怕又爱面子，内心很痛苦。几十年后，据说有人曾向周总理问起这件事，周恩来坦诚地说：“我那时年轻，火气大，是我对他帮助不够。”表现了他对弟弟的负疚和惋惜。

1928年初，周恩寿随党的组织去上海做地下工作，由于对上一次挫折仍耿耿于怀，遂向长兄周恩来提出自己读书太少，想离开革命队伍去念点书。兄嫂劝阻无效，于是他离开了革命队伍，也自行脱离了共产党。然后，他只身前往吉林的四伯父处。在吉林时，周恩寿担任吉海铁路局检查课的课员，过起了平民生活。

是年4月上旬，周恩来、邓颖超从上海秘密乘船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船经青岛时，受到日本侦探的注意，并跟踪到大连，对他们进行盘查。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候，周恩来想到了弟弟恩寿。到吉林下火车后，有着丰富地下斗争经验的周恩来先住进旅馆，没有直接去四伯父家，而是用乳名给四伯父写了一封信，请旅馆的人送到四伯父家。周恩寿接信后，见上边只简单地写着：“问舅父好”下边签着“大鸾”两个字。周恩寿一见到哥哥那熟悉的字体，知道他到了吉林，并根据信中对四伯父改称“舅父”这一情况判断出他一定处境很危险，就悄悄前往旅馆接回了哥嫂。

但是周恩来、邓颖超在大连遭日本特务盘查时，已将去苏联接关系的证件全部毁掉了。因没有证件他们就去不成苏联。周恩来本人因认识他的人太多，当时东北又基本在日本人控制之下。他们仍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经商量，周恩来一个人先启程去哈尔滨的二弟恩溥处住下，翌日再让周恩寿陪邓颖超赶去哈尔滨会合，并由邓颖超、周恩寿在哈尔滨火车站等候比他们晚启程的李立三。一连等了六、七天。终于等到了李立三。这样，在周恩寿的掩护下，周恩来、邓颖超和李立三等便安全地去了苏联。1974年，已经病重的周恩来曾对他的侄儿、侄女们回忆说：“虽然你们父亲那时脱了党，但我相信他不会出卖我们，实际上他还掩护了我们。”表明了周恩来对弟弟恩寿仍是了解和信任的。

此后周恩寿先生在东北的吉林、哈尔滨和关内的太原、天津等地谋差做事，职及税务、禁烟、证卷等多个行业。曾任哈尔滨税捐局课员、松江绥化税务局课长、哈尔滨税务监督署股长，哈尔滨滨江税捐局课长，还在天津开过“天成益”布庄。在哈尔滨做事时，通过周恩来的好友、同学张鸿浩(王士琴的大姨夫)夫妇的介绍，认识了在哈尔滨电业局工作的王士琴，他俩于1936年结婚。王士琴生于1914年，是位满族姑娘，通晓俄、英、日等三种语言，建国后一直任中学外语教师。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四伯父周曼青先生在当时的天津法租界33号路清河里16号病逝，周恩寿主持料理了丧事，当时周恩来正率红一方面军刚刚踏上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之路，无法通知这一噩耗，即使知道也不可能前来奔丧。在为四伯父发讣告时，周恩寿考虑到四伯父对哥哥恩来有过多年的养育之恩，发丧时应该有个表示，但又不便直书“周恩来”这三个字，如果用哥哥的其他名字，四伯父生前又都不一定知道，他考虑再三，最后在讣告的下款上印着：

“孝子同宇

孝侄大鸾博宇同敬奠”

在这里，他用了周恩来的乳名“大鸾”，即为哥哥尽了晚辈的孝道，也告慰了四伯父的在天之灵，又巧妙避开了国民党特务和日本侦探们的耳目。

1943年，周恩寿夫妇携带了两个孩子，从哈尔滨迁到天津与伯母杨氏同住，在天津一个证券行当司账员，依然过着艰苦的生活，有时入不支出，四伯母和王士琴不得不做些手工活，以贴补家用。

1945年冬，周恩寿经过多方努力，又与我党组织取得了联系。1946年国共合作的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后，他从天津给在重庆的兄嫂写了信，告知了四伯父四伯母先后去世的情况，从而使周恩来得知了他一直喜爱的三弟的下落。是年2月底，周恩来与“军调处”执行部的另两位成员，美国的马歇尔和国民党方面的张治中前往北平(今北京)，他让工作人员给周恩寿发份电报，让其到北平一见。这是兄弟两分别十八年后重新相聚。兄弟俩各叙离别之情之后，恩寿向哥哥提出继续参加革命的要求。一贯遵守组织纪律的周恩来就叫他去找叶剑英。叶剑英同志代表党组织，根据当时斗争情况，让北平军调处管理财务的同志给周恩寿一笔资金，要求他继续隐瞒身份，仍回天津以做生意为掩护，为党组织提供活动经费和医疗器械及药品等紧缺物资，在隐蔽战线上再继续为革命做贡献。遵照叶剑英同志的部署，周恩寿回津后即开办了一处“民生货栈”，并按规定与天津的地下党员周世昌取得了联系，有关药品、经费等均通过周世昌转交给党的组织。

1947年，国民党召开伪“国大”，最终关闭了国共和谈的大门，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国民党政府行将垮台前夕，还在垂死挣扎，采取强化地方统治，实行保甲连坐的残酷政策。周恩寿终于被一坏邻居告发，理由是：他是周恩来的亲弟弟。1947年7月，周恩寿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逮捕。在狱中，周恩寿除了承认是周恩来的弟弟外，没有暴露为党工作的任何蛛丝马迹。

周恩寿被反对当局逮捕后，在天津的周恩来的老师、同学及旧友们纷纷设法营救，最后由南开学校周恩来的化学老师，时任南开大学教务主任的伉乃如和周恩来的南开同学常策欧两先生出面担保，六个月后才使周恩寿获释出狱。文化大革命后中组部1979年对此事的最后结论是：“周恩寿同志1947年被捕期间总的表现是好的，出狱后继续阿我党地下党员周世昌同志保持秘密联系。”1949年4月，北平解放不久，周恩寿和王士琴夫妇便从天津前往北平(京)见兄嫂。周恩来派人到住处接他们到中南海，匆匆见面后又到香山宿舍。周恩来因工作太忙，深夜才抽空和他们一起谈话。王士琴因是第一次见到兄长，很拘束。周恩来却很随和地问王士琴：“你是哪里人啦?”王士琴不好意思地回答；“我的家乡不太好，我是哈尔滨人，是东北的。”那时，因为东北很长一段时间在日本人统治之下，北平有部分人对东北印象不太好。周恩来马上睁着大眼腈表示很不同意地说：“东北有什么不好呢?我就喜欢东北，因为我就是吃你们东北的高梁米长大的。”

那年周恩寿45岁，希望能继续为革命做些工作。周恩来却严肃地建议说“我看你应先去上‘华大’学习后才能为人民工作。”当时，恩寿夫妇已经有了秉德、秉钧、秉宜和秉华四个孩子了。所以周恩来让弟媳王士琴先回家照顾好孩子。

恩寿在“华大”(指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一年后，1950年毕业被分配到北京钢铁局当科长，后来又调到冶金部。他曾先后担任过华北钢铁局工务处副管理师，重工业部钢铁局供销处秘书，购运总站副部长，仓库管理科科长等职。当时薪金不高，周恩来就让恩寿把大女儿秉德留在西花厅他们的身边，让她在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学习。直到1950年周恩寿的几个孩子分别上小学和幼儿园后，王士琴才脱身出来工作，当了二十六年的中学外语教师，到1975年退休。

1959年，周恩寿因身患胃病，年岁也较大，由组织上调内务部任专员。

1963年春节，周总理召约一部分亲属去西花厅，得用春节聚会的机会，教育他的亲属、晚辈们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过好“五关”，并对弟弟恩寿说：“同宇，你多病不能坚持正常工作，又快到退休年龄了(其实还差一岁)，就退休吧!不要让别人说，周恩来的弟弟长期病假，快到年龄为啥不退休?”然后周总理又恳切地说：“你退休后能把几个孩子教育好，这就是你对国家的最大贡献。生活费困难，我给你补。”于是，周恩寿于1963年6月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

退休后的周同宇除了辅导孩子们的功课外，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有时与社会主义学院的学友王光琦等人相约几个人一起聚一聚，吃顿饭，改善改善伙食，聊聊天，当时有人戏称他们的聚会是“神仙会”。

“文革”期间，江青为了整倒周恩来，想方设法找材料，当然也要“挖”到周恩寿身上，硬是无中生有地把周恩寿说成是个“刘少奇黑线上的人物”，把“神仙会”也诬蔑为“反革命聚餐会”等等，并发难到毛泽东和周恩来处。洞察一切的周恩来十分明白“四人帮”的险恶用心，于1968年2月北京卫戍区将周恩寿“拘捕审查”。这样，周恩寿又一次失去了自由，直到1975年4月末才经毛泽东过问批准，解放回家休养。

“文革”后，1979年中央组织部对周恩寿一案进行了复查，全部撤销了1975年7月2日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强加在周恩寿身上的全部诬蔑不实之词，为周恩寿同志彻底****，恢复名誉。这使他晚年激动不已、兴奋不已。曾不顾病体向亲友们报告：“我彻底****了!”接着，他先后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五届和第六届委员，于1985年初又被落实政策将退休改为离休，享受离休干部待遇。1985年5月13日，周恩寿同志因病医治无效，离开人世，享年82岁。

周恩寿和王士琴共有子女六人，均学业有成。其中大、三、六是女孩，二、四、五为男孩。目前，他们的工作单位分别是：周秉德(女)，中国新闻社；周秉钧(男)，广州保税区；周秉宜(女)，国际贸易部；周秉华(男)，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周秉和(男)，从事私营经济；周秉建(女)，国家财政部。

1982年，也就是周恩来辞世6年后，周恩寿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去中南海西花厅，看望当时健在的邓大姐，谈及家世时，邓颖超同志对孩子们说：“你们伯伯(指周恩来)当时对同宇问题的处理，我都不清楚内情，直到最近我才弄明白，是‘四人帮’发难。伯伯把同宇交北京卫戍区监护审查，是他采取的保护干部的一种措施。如果让同宇落在‘红卫兵’或‘四人帮’手里，那他就不会有今天，可能叫你死无对证了。”

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零星资料看，周恩寿同志生前有两件非常遗憾的事。

其一是未能为哥哥亲自送别。1975年虽然让周恩寿回家养病，但在当时“四人帮”极左思潮统治下，他仍由“群众监督”，没有让他享有应该享受的公民权利。周恩来病重，不让他去探望；周恩来去世后，作为一母所生唯一在世的胞弟，却没“资格”参加追悼会；他只能在家中设个灵堂，以泪水洗面，默默地悼念，与哥哥永别。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可以视“长兄如父”，周同宇也一贯敬爱自己的哥哥，而当哥哥告别人世时，他却连见最后一面的“资格”都没有，他内心的痛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其二是未能回故乡看看，人到老年，难免思乡怀旧，周恩寿也不例外。前半生他由于颠沛流漓，无法回到淮安。建国后他有机会想回淮安看看。却又因周总理律己甚严，一次又一次不准他回故乡，怕给故乡带来麻烦。特别是1965年春节前夕，退休不久的周恩寿得悉哥哥在安排平掉淮安老家的祖坟，但又担心一直居住淮安的陶华(周恩来的叔伯兄弟周恩硕妻子、周尔辉母亲)年岁大，想不通，需要有人去说服她。恩寿认为这是一个回故乡的最好机会。趁一次去西花厅时提了出来：“哥哥，听说你要平掉淮安老家的祖坟?让我回去吧，十嫂(指陶华)的工作我一定能做好。””好呀——”周恩来开始很高兴，可他转念一想，马上斩钉截铁地说：“不行，你不能回去!”“为什么?”一向敬重哥哥的周恩寿归乡心切，竟不顾一切地反问起来。“因为你是周恩来的弟弟!”周恩来目光炯炯地说，“你回去之后，江苏省委、淮阴地委、淮安县委要派人陪同你、接待你，既浪费了地方的钱财，还要耽误地方上的工作。”恩寿不敢再说什么了。只听哥哥周恩来继续说，“还是等尔萃放寒假回去完成这一任务吧。他妈妈在淮安，年纪又轻，春节回去探家，不会惊动地方领导。”周恩来这么一说，他还有啥办法呢”!“文革”开始以后的情况大家都已知道了，坐了七年半不白之冤的牢狱。到他完全恢复自由后，又身患重病，探望故乡的身体条件又失去了。周恩寿临终前曾动情地向他老伴王士琴说：“我死以后，你们无论如何也要把我的骨灰送回淮安，在我老家后院，小时种过菜的地方深埋，让我回到家乡去看看……”

周恩寿的—生是既为生活奔波劳碌，也为革命奔走的一生。他投身滚滚的大革命洪流，并曾在革命洪流的风口浪尖上拼搏、战斗。他虽后来被革命浪潮涌到了一边，但他在哥哥的影响、教诲下，始终与中国的革命事业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应该说他是一个对祖国，对人民有过一定贡献的人，也是一位一生坎坷的人。他生前的最后遗愿体现着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也体现着他对故土亲情的眷恋和对家乡的热爱。诚如周恩来1965年7月5日在新疆石河子对另一位淮安老乡所说的“一个热爱祖国的人是没有不爱他的家乡的”。周恩寿的故乡淮安，更理解他并期待着他的“叶落归根”夙愿的实现。

㈡ 中统和军统哪个权利大领导人是谁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主要的负责人是陈立夫；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主要负责人是戴笠、毛人凤；

两者都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特务组织，中统为国民党中央情报处组织，军统为军事委员会的情报组织。中统和军统的权利哪个大，这个还是主要按照历史时间的发展，到最后成为军统独大的情况，简单来讲就是军统的权利要大于中统，为什么呢？请看下面的一些简单分析：

事实上，所谓中统就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既是国民党CC系领导人陈果夫、陈立夫所控制的一个全国性特务组织；也是国民党党务部门所控制的一个特务机构，陈果夫、陈立夫在当时的中华民国属于四大家族之一，在经济上占有着相当强的垄断地位。

所以，刚开始，也就是在四十年代以前，中统的势力是非常庞大。因为，当时国民党的各级基层党组织，实际上都是中统特务网络的延伸，即：在各省市、各党部内成立了中统“特务室”，在上海、南京等地设立了中统秘密“行动区”。甚至，许多基层党部的负责人，本身就是中统的基层负责人。所以，在1927-1937年的十年时间里，我党的秘密战线的损失基本上都是中统干的，包括顾顺章的叛变等。

当然，如果我们要是回首其成长的过程，其实也是一步一步才逐渐发展起来的。它的前身是由一些C.C系分子在1927年和1928年之间组成的一个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然而，当到了1937年的时候，这个党务调查科却又被合并到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但继续由CC系分子徐恩曾出任第一任处长。

此后，1938年3月，由于恰好正赶上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当时，经过国民党首领蒋中正的提议，就以这个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为基础，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中统局。成立之后，国民党CC派领袖陈立夫和陈果夫两兄弟自然是格外高兴，他们一方面大力推动以各级国民党党部为主要阵地的中统基层组织的筹备工作；

另一方面则积极在各文化团体和大专院校、重点中学建立了一个广泛的中统“党员调查网”，并以此为基础，对一些革命的进步组织不断予以打击。当然，无论怎样变化，历任的中统局局长几乎都是由国民党的CC系核心成员担任。其中的陈立夫、张厉生、朱家骅等人都曾经担任过局长；徐恩曾、叶秀峰、顾建中，邹学峻、季源溥等人也都先后担任过副局长。

然而，在后来，进入到了抗战时期以后，由于国民党的情报工作对象开始有所改变，也就是，从以对付我党为主逐渐向对付日本侵略者转变，而就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中统的政治地位开始日渐下降，直至到了1947年改名为党员通讯局，到了1949年又改名为内政部调查局。

(2)小邓副科长扩展阅读：

在抗战之前，中统的势力非常大。中统的实际控制人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本身在国民党内具有强大的势力。当时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说，可见陈氏兄弟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因此，国民党的各级基层党组织，都是中统的特务网延伸。

但是抗战期间，由于大片国土沦陷，沦陷区内的国民党基层机关基本上都被破坏，中统势力大为缩水。再加上陈氏兄弟并不如戴笠一般对蒋介石唯命是从，中统所获资源也渐渐不如军统，因此，军统势力在成立后期逐渐大于中统。

军统全称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为了进一步加强集权，黄埔生贺衷寒、戴笠、郑介民、康泽等人组织了一个以军人为主体的复兴社（又称蓝衣社）。1932年，在复兴社内，又设了力行社，并设有一个专门进行谍报活动的特务处，戴笠任处长，这就是军统的前身。

1937年，力行社特务处与特工总部合并成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军统下辖两个处，第一处负责党务，第二处负责情报。戴笠自军统局成立以来任副局长，实际主持军统工作。直到1946年，戴笠因飞机失事去世后，方才由毛人凤接任局长，1947年军统局改名为国防部保密局。军统局的组织形式是局-区-站-组-队，军统局的特务也是遍布全国。

抗战爆发后，尤其是40年代之后，由于抗日战争的需要，军统的地位不断上升。除了针对共产党及民主人士刺探情报，军统在抗日战争期间，刺杀汉奸日寇和刺探日军情报，亦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抗日战争期间，在戴笠的领导下，军统达到了极盛，仅特工人员就高达5万余名，甚至还有自己的军队，戴笠也因此被称为国民党“特工之王”。

作为国民党的两大特务组织，军统和中统从来没有和睦相处过，两大特务组织互相仇视，甚至出现过杀害对方特工人员的行为。可见，两大特务组织的争斗已进入白热化。当然，1949随着国民党败退台湾，两大特务组织纷纷改组，蒋经国接手国民党情报机构，中统和军统（保密局）也彻底烟消云散。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_网络

㈢ 求为新中国成立献身的英雄名字及事迹

1、刘胡兰

1947年1月11日夜，上级通知她转移。次日拂晓，国民党却突然包围了云周西村，把先期被捕的石三槐押解回村，强令全村群众到观音庙集中。刘胡兰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她也随同群众来到会场。

国民党当场又抓捕了石世辉、陈树荣、刘树山、张年成等，并胁迫她出场坦白。审讯中，国民党千方百计，软硬兼施，想诱使其供出同党，并相许给她土地。刘胡兰百般不从，英勇就义。

2、赵一曼

1936年8月1日，日军将她押往珠河。8月2日，日军将其绑在大车上，在珠河县城“游街示众”。此时，赵一曼牺牲之前，面对敌人的屠刀，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当赵一曼昂首走到小北门外的草坪中央时，几个军警的枪口对准她。

一个日军军官走到赵一曼跟前问：“你还有什么话要讲吗？”赵一曼怒视着，把手中的纸卷递过去说：“把这些话传给我家乡的儿子！” 日军官看过字条，向军警们猛一挥手，罪恶的子弹射进赵一曼的躯体，牺牲于珠河县小北门外，年仅31岁。

3、赵尚志

1932年初，中共满洲省委任命赵尚志为省委军委书记。同年6月，东北大部分国土被日军占领。赵尚志决定尽快成立一支反满抗日武装，以武装斗争直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

在他的一再要求下，中共满洲省委同意赵尚志离开哈尔滨，秘密前往巴彦县到张甲洲领导的巴彦游击队工作。化名李育才的赵尚志到了巴彦后，帮助张甲洲整顿了队伍，培养了一批抗日骨干。

4、戴安澜

1942年3月19日，同古保卫战开始。200师全体官兵坚守阵地，勇猛还击。虽是孤军作战，后援困难，但师长戴安澜决心誓死抵御到底。

他在致夫人王荷馨的信中写道：“余此次奉命固守同古，因上面大计未定，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孤军奋斗，决心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

他带头立下遗嘱：只要还有一兵一卒，亦需坚守到底。如本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以参谋长代之。参谋长战死，以某某团长代之。全师各级指挥官纷纷效仿，誓与同古共存亡。敌人的猛烈进攻，造成伤亡猛增，掩体被毁。

5、彭雪枫

1944年9月上旬，率部继续西进，涤荡各地顽军，基本上收复了豫苏区八个县的地区；同月10日，围歼夏邑县八里庄顽军李光明支队，战斗进行得十分顺利，至11日，全歼顽军一个支队，俘支队司令李光明等千余人。是役，彭雪枫同志亲临前线指挥，不幸中流弹牺牲，时年三十七岁。

㈣ 关于刘伯承的小故事

1、1917年8月，刘伯承加入了孙中山先生改组的国民党。受孙中山先生的委托，刘伯承率领川东护国军第一支队的部队对袁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袁军虽然人多。

但混乱中也不知道来了多少护国军，纷纷掉头奔逃。逃出城外的袁军从枪声断定护国军人数不多，便伺机掉头反扑。刘伯承身先士卒，带头冲锋。

当他掉头招呼一个落在后面的士兵时，却不幸被一颗敌弹射中，子弹从颅顶射入，从右眼眶飞出，血流如注，他当即昏厥倒地。

后来，刘伯承被群众所救，在临江门外一所教会医院治眼伤。给刘伯承医治眼伤的医术高明的德籍医生阿大夫。看过刘伯承的眼伤后，决定对刘伯承施行全身麻醉的手术。

刘伯承从阿大夫口中了解到，施用麻醉药，有可能对大脑神经带来不良影响，他坚决地向阿大夫提出，给他做这次手术不用麻醉。

刘伯承的坚强意志深深感动了阿大夫，他终于同意了刘伯承不用麻醉药物的请求。 手术开始后，阿大夫聚精会神地用锋利的手术刀先将腐肉割去。

然后将破碎的眼球挖掉，然后再将断裂的血管缝好。在长达3个小时的手术中，刘伯承始终未呻吟一声经过半个多月的治疗，阿大夫又给他的右眼安上了一只假眼球。

2、刘伯承是野司首长中年龄最大的一位首长，体质较差，眼睛高度近视，加之千里跋涉，生活艰苦，行路有些困难。进入大别山，山陡、林密、路险，很多地方马也不能骑。

同志们看刘伯承走路很吃力，就绑了一副担架让刘伯承坐。刘伯承说：“我走路难，你们走路就不难？我们一起锻炼吧。”他坚决不坐担架，连同志们搀扶也不让。

警卫员没办法，就砍了一根竹子让他拄着。由于竹子砍得比人还高，邓小平对那位警卫员说：“你把竹子砍短些，你看他拄这么长的棍子多像个要饭的！”

刘伯承听了恢谐地说“要饭的棍子就是要长，才不受狗之欺。我要拿着大别山的这根打狗棍，把中国头号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打倒！”说得大家捧腹大笑。

3、在抗日战争中，刘伯承率领八路军一二九师深入山西抗日前线，他利用日寇的轻敌麻痹派出一个营夜袭阳明堡机场，取得炸毁敌机数十架的战绩。

为了有效地消灭日军，他利用围城打援之术，在神头岭巧设伏兵，打潞城诱敌出援，一举歼敌千余名，这在抗战初期算得上是辉煌的战果。他利用兵家之忌。

在山西七亘村边疆两次设伏，使日军白白多送上百余条性命。在抗日战争中敌我力量对比相去甚远，我军采用的多为游击战术。刘伯承把游击战的指挥艺术发挥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他说：“游击战争的‘游’就是机动，‘击’就是歼灭敌人；‘游’以掩护自己的弱点，寻找敌人的弱点，‘击’以发扬自己的特长，撇开敌人的特长”。

他为游击战总结出一系列简练有效的战术方法，诸如“攻击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猛虎掏心”，“釜底抽薪”。

“狼的战术”、“麻雀战术”、“黄蜂战术”；还有“拖刀计”、“杀回马枪计”、“吸打援敌计”等等。

4、大革命失败之后，党派刘伯承到苏联学习，进苏联红军高级步校时他已经三十六岁了。到了这个年纪再学外文是相当困难的。但他从字母和发音开始。

用了两年多的时间竟然攻克了外语关，并获得了俄文和各科成绩优秀的佳绩。毕业时他已经能够准确地翻译俄国的军事理论著作。回国之后，成为我军第一位翻译科长。

他借助俄文工具，系统研究了罗马战史、拿破仑战史、日俄战争史等，开阔了军事视野。还系统研究了苏军的条例、条令、作战理论，增长了正规化军队和打现代战争的知识。

5、在革命战争年代，刘伯承的大部分时间在前线度过，他常常在炮火之中细扣兵书，置生死于一旁，而入心思于兵法之中，不绝于耳的枪炮之声时常成为他研读兵书的伴奏曲。

比如，1941年八路军总部送来一部《合同战术》的译稿请刘伯承校订。一年后这部译著校订好并复印，刘伯承在评序中写道：“这本书在校正中经过三次反扫荡的作战”。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最残酷的阶段，几乎天天在打仗，左权同志就是在这期间牺牲的。即使如此，刘伯承也不忘校订工作，他把这项工作看作是学习任务。

此后《合同战术》下部的译稿又送到刘伯承的手中，校订完成并复印时，刘伯承作序写道：“我在上爱国自卫战争前线时，带上这本《合同战术》及其译稿，才真正开始校正与补译。

幸好在敌人飞机大炮坦克的督促与我参谋同志帮助绘定之下，……完成了出征前一切工作”。《人民日报》报道说：“刘伯承将军在戎马倥偬之中完成《合同战术》一书下半部之校译，计十万字。

此为一百天来刘将军歼灭蒋军十一个旅之外又一重大贡献。……一百天来，刘将军驰骋于冀鲁豫大平原上，五战五捷，平均每二十天作战一次。”“刘将军在极度繁忙的自卫战争中，稍有空隙立即开始校译。”

㈤ 女孩子当老师好，还是当公务员好

公务员和教师的工作比较稳定，因此更受女生青睐一些。但是，很多女生都会在这两者之间纠结，不知道考公务员更好还是教师更好。下面就来看一下这两者的对比吧。

一、考试难度

近年来，体制内的工作越来越受欢迎。报考公务员以及教师的人数迅速增加，竞争压力越来越大。相对来讲，公务员考试的报考人数以及试题难度是远远大于教师考试的。所以，考公务员应该是更困难一些的。

二、职业地位

公务员无论什么职位，都属于“官”的范畴。考上公务员，就代表你走上了“仕途”。晋升是按照“行政级别”来的，即科员、科级、处级、厅级、部级等等。而对教师来说，教师属于“事业编制”，晋升是按照“技术职称”来的。比如中小学教师职称有三级、二级、一级、特级等，大学教师的职称有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等。从社会地位这一方面讲，公务员是要高出教师的。

三、人际关系

公务员所接触到的人员范围比较广，并且手中可能会握有实权。这样来看，公务员扩展自己的人脉关系是比较容易的，对于以后在一些场合办事都会比较方便一些。而教师的工作范围主要在校园里面，所接触到的人员相对简单。相对公务员来讲，扩展自己的人脉圈子显然是有些困难的。教师的工作环境以及工作内容比较单纯，公务员的人际收益比较大，究竟怎么选择还要看自己的倾向了。

四、薪资待遇

公务员的薪资相对教师来讲是要高一些的，并且一些福利待遇也比教师要好。当然，大学教师除外，因为大学教师可能会带一些科研项目，会有额外收入。

五、工时制度

公务员的工作时间是比较固定的，并且周末双休，法定节假日都会放假。但是，有些特殊的岗位可能会需要加班。而教师更不用说，周末双休，还有寒暑假，相对来说，比较自由。

公务员和教师各有其优缺点，具体如何选择，还要看自己的个人意愿。不管如何选择，努力总是对的！

㈥ 八路军各师旅团领导人都是谁

一、115师

1、师长林彪、副师长兼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周昆、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副主任萧华（兼）、参谋处长王秉璋；

2、343旅旅长陈光、副旅长周建屏、参谋长陈士榘；

3、685团团长杨得志、副团长陈正湘、政训处主任邓华、副主任吴法宪、参谋长彭明治、一营营长刘正、二营营长曾国华、三营营长梁兴初、连长杨西彬；

4、686团团长李天佑、副团长杨勇、政训处主任符竹庭、参谋长彭雄；

5、344旅旅长徐海东、政委黄克诚、参谋长陈漫远；

6、687团团长张绍东、副团长田守尧；

7、519团团长徐坟、副团长董卿；

8、688团团长陈锦绣、副团长韩先楚、政训处主任刘震、一连指导员：黄薇；

9、独立团团长杨成武、政训处主任罗元发、参谋长熊伯涛；

二、120师

1、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政训处主任关向应、副主任甘泗淇、参谋长周士第；

2、358旅旅长卢冬生、副旅长李井泉、参谋长姚喆；

3、715团团长王尚荣、副团长顿星云；

4、716团团长宋时轮、副团长贺炳炎、

5、359旅旅长陈伯钧、副旅长王震、参谋长唐子奇；

6、717团团长流转连、副团长晏福生、参谋长欧阳家祥；

7、718团团长文年生、副团长帅荣。

8、教导团团长彭绍辉、政委刘型。

三、129师

1、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训处主任张浩、副主任宋任穷、参谋长倪志亮、参谋处长李达；

2、385旅旅长王宏坤、副旅长王维舟、参谋长唐天际；

3、769团团长陈锡联、副团长王乃贵；

4、770团团长张才千、副团长胡奇才；

5、386旅旅长陈赓、副旅长陈再道、政训处主任王新亭、参谋长李聚奎；

6、771团团长徐深吉、政训处主任吴富善、副团长韩东山、参谋长黄新友；

7、772团团长叶成焕、政训处主任谢富治、副团长王近山、参谋长孙继先；

8、教导团团长张贤约。

(6)小邓副科长扩展阅读

一、林彪

林彪（1907年12月5日—1971年9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1955）。军事家。原名林祚大，字阳春，号毓蓉；曾用名育容、育荣、尤勇、李进。

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时期先后任营长、团长、军长、军团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等职，指挥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重大战役；解放后历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

“文化大革命”期间，组建反党集团，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的林彪乘坐的飞机坠落在温都尔汗附近，暴尸于异国荒野。

二、陈光

陈光（1905.02.24 - 1954.06.07），原名陈世椿，湖南宜章县栗源堡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代著名将领。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少共国际师师长等职 。

湘南暴动成功后，陈光随朱德、陈毅走上井冈山，被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独立三师第二十九团一营任连长。

三、杨得志

杨得志（1911.1.3—1994.10.25），湖南株洲人。1928年参加工农革命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生涯中，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十一师班长、排长、连长，第四十五师管理科科长、九十三团团长，

红一军团第一师一团团长、副师长，第二师师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队长，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团长，三四四旅代旅长，冀鲁豫支队支队长，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冀鲁豫军区司令员，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一旅旅长，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司令员，晋察冀军区第一、第二纵队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第十九兵团司令员等职。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四、贺龙

贺龙（1896-1969），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原名贺文常， 字云卿。 湖南桑植人。

他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斗争生涯中，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建立了不朽功勋。

五、刘伯承

刘伯承（1892年12月4日—1986年10月7日），原名刘明昭，曾用名刘伯坚，重庆市开州人。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者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

辛亥革命时期从军，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相继参加了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义、土地革命战争、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86年10月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4岁。 刘伯承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为我国的国防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对我军向正规化、现代化迈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㈦ 湛江特大走私案是怎么回事

补充楼上的团友：
原广东世联实业(集团)公司总经理林家春受到开除党籍、撤销正处级干部待遇的处分。林在任职期间，先后5次送给原市委书记陈同庆共计人民币10万元、港币1万元；在1998年向台湾大霸电子公司购买1650台传真机过程中，为避减关税，同意委托承运人更改货物提单、舱单，致使进口的1650台传真机被海关认定为走私，并予没收，造成经济损失381万多元；林还同意公司人员以50万元购买虚开的2000万元增值税发票，冲销公司往来帐，偷税290万多元。

原湛江市市区交通局局长庞亮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庞在任市交通委员会安全技术科科长期间，为华南热带作物学院下属“机动车辆综合性能检测站”(简称“检测站”)原站长何华生等人谋取利益，受贿10万元。1996年6月至1999年5月，先后13次签名领取检测站支付给市交委、省交通厅的培训费结余分成款12.2万多元。庞领款后，未按规定上交，除送礼开支8.5万元外，余下的3.75万多元被其占为己有。

原湛江市航务管理处处长(副处级)杨敬选受到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杨在任职期间，先后4次收受邓某送的“红包”共计1.8万元；杨所在处曾截留航建基金143多元，借给有关航运企业和经营户，收取38.6万元利息(案发前，本息已全部收回)，杨对此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广东省八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许观福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许在任湛江市建筑工程集团公司一分公司经理、副总经理期间，先后接受“红包”共2万多元。此外，1998年春节前，许观福向其上级主管单位原领导庞某某送“红包”1000元。

湛江港务局计划处副处长郭亮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并建议给予行政撤销副处长职务处分。郭在任职期间，先后接受该局下属21个单位和部门送的“红包”共计11.9万元；借结婚之机，收受该局机关和二级单位干部送给的礼金4.2万元；共有人民币28万多元和港币4万多元财产无法说明来源合法。

㈧ 国家干部编制和古代爵位制度有什么区别

我就不列家谱了，要真的看古代的官员录，那可太长了
笼统的说，古代分为五等爵位：从版高到低依次排列：公爵、侯权爵、伯爵、子爵、男爵。
爵位无论高低，他们的权利是在官职而非爵位。爵位只是保证下代的继承财产，和名誉产物。就像常用的世子。
楼主说的部长级，厅级，地级，县级，科级并不是指爵位，而是职位。爵位之论在民国就已经取消（好像），什么厅级、县级的就和侍中郎、监察御史一样是职位。

㈨ 红军长征的小故事,感人而又比较真实最好了，谢谢！~

金色的鱼复钩

一九四五年秋天，红军制进入了草地。由于三个小同志得了肠胃病的关系，所以指导员就让炊事班长照顾他们。

三个病号一天只走了二十里路，到了宿营地，班长就到处挖草根，和着青稞面给他们做饭。不到半个月，青稞面全吃光了。饥饿威胁着他们。虽然班长到处找野草、挖树根，可光吃这些怎么能吃饱呢？班长眼看着他们瘦了下去，整夜整夜的合不拢眼。 有一天，班长在河边洗衣服，忽然看见了一条鱼跃出水面，他急忙找出一根缝衣针，弯成了个钩，让三个同志吃上了新鲜的鱼，喝上了鱼汤。可有一位小同志注意到在他们吃鱼的时候，班长从来不吃东西。后来，这位小同志发现班长在吃他们吃剩下的食物，眼泪就禁不住流了下来。
眼看就要走出草地了，班长却饿晕过去了，三个小同志急忙去钓鱼，做汤，可班长还是为了他们而牺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