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长洲副厅还是正处

① 四大名楼分别是什么

中国古代四大名楼是滕王阁、岳阳楼、黄鹤楼、鹳雀楼。中国邮政九十年代出了一套四大名楼邮票，当时鹳雀楼被毁，未重建，故加入山东蓬莱阁，是为现今四大名楼。

• 滕王阁，江南三大名楼之一 ，位于江西省南昌市西北部沿江路赣江东岸，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因唐太宗李世民之弟——李元婴始建而得名，因初唐诗人王勃诗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而流芳后世。

• 岳阳楼主楼高19.42米，进深14.54米，宽17.42米，为三层、四柱、飞檐、盔顶、纯木结构。楼中四根楠木金柱直贯楼顶，周围绕以廊、枋、椽、檩互相榫合，结为整体。岳阳楼作为三大名楼中唯一保持原貌的古建筑，其独特的盔顶结构，更是体现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和能工巧匠的精巧的设计和技能。北宋范仲淹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更使岳阳楼著称于世。

• 黄鹤楼位于湖北省武汉市长江南岸的武昌蛇山峰岭之上，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享有"天下江山第一楼"、"天下绝景"之称。黄鹤楼是武汉市标志性建筑，与晴川阁、古琴台并称武汉三大名胜。黄鹤楼始建于三国时代吴黄武二年(公元223年)。唐代著名诗人崔颢在此题下《登黄鹤楼》一诗，使它闻名遐迩。黄鹤楼坐落在海拔61.7米的蛇山顶，京广铁路的列车从楼下呼啸而过。楼高5层，总高度51.4米，建筑面积3219平方米。黄鹤楼内部由72根圆柱支撑，外部有60个翘角向外伸展，屋面用10多万块黄色琉璃瓦覆盖构建而成。

• 鹳雀楼，又名鹳鹊楼，因时有鹳雀栖其上而得名，位于山西省永济市蒲州古城西面的黄河东岸。始建于北周，由于楼体壮观，结构奇巧，加之周围风景秀丽，唐宋之际文人学士登楼赏景留下许多不朽诗篇，以王之涣《登鹳雀楼》最富盛名。

② 香港光复前、后

霍英东传奇一生

苦难的童年
霍英东原籍广东省番禺县，1923年5月10日，出生于香港一个水上人家。祖父霍达潮，曾拥有大风帆船，来往于省港澳之间，从事货运生意。但当霍英东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家境已相当困难，全靠父亲租船驳运货物维持生活，入息不多，生活艰辛，他们全家穷得连鞋都穿不上，无论寒冬酷暑，都是赤脚行走。有一次过旧历年，他父亲第一次穿双新鞋上街，在小摊档把鞋脱了，蹲在凳上吃粉，吃完双脚落地便走。回到船上，才发现竟然没有把鞋穿回来，因为向来没有穿鞋的习惯。

那时没有天气预报，水上人家生命毫无保障。霍英东的两个哥哥就在一次台风中沉船丧生，一个5岁，一个7岁。他的母亲幸被叔父救起，但不久他的叔父也在风浪中翻船淹死。大约是在霍英东7岁那年，父亲患病不幸去世，年仅40多岁。因为染病时间很长，天天用中草药治疗，把本来就很有限的一点钱都花光了，死后只草草地埋在青衣岛上。
父亲去世以后，霍英东一家生活更加困难了。那时，他还有一个9岁的姐姐，一个5岁的妹妹，生活的重担全落在他母亲身上。
母亲是一位顽强、刻苦、勤奋的人，在那多灾多难的日子里，她没有被生活的重压折服，而是挺直腰杆，辛苦操劳，把丈夫遗留下来的驳运生意继续经营下去。这驳运生意就是与外海的货轮接洽，代它们把货物用小舢舨运到岸上来。当时接运的主要货物是煤炭。霍家自己没有驳船，从轮船货主那儿把生意接下来，然后分给舢舨客驳运，从中赚取微薄的佣金。因为霍英东父亲在世时人缘很好，母亲又豁达得体，多数的货主和舢舨客都颇为同情这一家孤儿寡母，日子倒也还能勉强维持下去。
霍英东的母亲虽然自己目不识丁，但希望自己的儿女知书识墨。大约在霍英东6岁那年，便由别人背着去拜师启蒙。接着在帆船同业义学就读，那是免费的，他家住在船上，随处漂泊，上课很不正常，有时放学后连船也不易寻找。到第三班时，转入敦梅小学。这间小学是要收费的，其中有一个免费班，但仅招收30人。学生要作一篇文章应考，霍英东还是考上了，而且在录取的名字中，第一个便是他。后来，他又转读皇仁书院。书院的学制是倒过来从第八班开始的，相当于初中一年级。那时，书院的第八班，共招三个班，每班30人，但大多数是经过老师、家长及各种关系介绍入学的，真正通过考试录取的不足10人。应考时也要求作一篇文章，霍英东也是第一个被录取了。
霍英东在校读书很是勤奋，成绩总是排在前几名。他后来回忆说：“那时我读书十分专心，总是不甘落后，偶有成绩落在第三名以下，自己便觉脸红。”在皇仁书院，零英东算是接受了比较系统的教育，除了完成学校规定的学业之外，他还广泛阅读了不少文学作品，如《金银岛》、《鲁滨逊漂流记》等。那段日子，他的生活是相当艰辛的，因为皇仁书院学费很高。为了省下一点钱，霍英东常常不坐电车，花半个钟头急步上学。在学校里他最喜欢的课外活动便是踢球，大概因为他当时身体比较瘦弱，想炼出一副强健的体格。不过，他不敢踢得太久，总是匆匆地踢三几十分钟便急着跑回家，因为要回去帮助妈妈记帐和送发票。他后来回忆说：“这种紧张生活，经常弄得我筋疲力尽，头昏眼花，甚至神经衰弱。不过，这对于我又是一个极好的锻炼，使我后来走出社会以后，不管生活多么艰辛，工作多么繁忙，自己也不怎样畏惧，倒是能够从容对付。”
霍英东在皇仁书院读到第三班，算来这已是高中毕业，进入大学预科。此时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本开始进攻香港，霍英东的学业也被迫结束了。

在香港沦陷的日子
日军占领香港时，霍英东母亲和人合伙购置的“兴和”小火轮给日军征用了，生活没着落，他也失学了。和当时许多人一样，初时靠摆卖家里的衣服杂物度日。不久，生活又迫着他到轮船上去做火夫。轮船是烧煤的，他做铲煤工，这是他的第一个职业，那时他才18岁。
霍英东干得非常吃力，回到家里全身骨架像散了似的，倒下床就呼呼入睡了。只干了9个月，在老板裁员时给解雇了。
不久，霍英东花了10元日本旧军票，托人介绍到太古船坞抡大锤打铁。霍英东虽然当过火夫，但还是干不了这种要求极严的重活。接着又有人叫他转到风炮铆钉处，霍英东抡起那吧吧直叫的风炮，震得双手一直打抖。于是，又吹了。
1942年夏天，日本军队扩建启德机场，征集大量劳工，霍英东经在机场里做事的朋友介绍，进了机场当苦力。工钱是每天七毫半，因粮食奇缺，每人每天配给六两米，扣去二毫，实得五毫半。机场在九龙，早上七点半上班，要提早两个小时出门。傍晚放工，走路回家又得花两小时，每天都干得筋疲力尽。
那时，他很想学一门技术，有了一技之长，就不用这样天天做苦力了，但是学什么呢？有一次，他提着50加仑重的汽油桶，因为力气不足，压伤了指头。有一个好心的主管见他身体瘦弱，劝他不如干别的工作，霍英东便趁机提出学开汽车，主管竟然答应了。
霍英东真是喜出望外，心想学到技术可以返内地开汽车，离开沦陷的香港了。但那时的人很保守，不愿教。学师的照例要先干一两年杂务，然后才学技艺。他因此只能在旁留心看师傅如何操作，这叫做“偷师”。每当师傅察觉到，便立刻借故支开他，叫他拆电池。当时轿车很少，日本人出入也只是坐货车，晚上停放在机场上。一天，下午5时多了，车已停好，霍英东洗车时，看见有辆车的车匙仍留在那里。他便爬上去，把火打着试开汽车。但刚巧停车时车轮歪斜着，汽车启动撞到另一部车上。日本人知道了，把他毒打一顿，这份工也丢了。
不久，霍英东进了太古糖厂，在化验室工作。他做惯粗工，笨手笨脚的，常常把玻璃器皿打碎。想多学点技术，常常弄出点事。一次，和另一学师仔用硫酸学制氢气，并用火点燃，氢气将空气中的氧气混合，轰隆一声巨响炸开了，他满脸玻璃碎片。糖厂的人以为是炸弹爆炸，结果又被厂方辞退了。
日本占领香港时，全港实行米粮配给，他又到仓库去干磅米工作，叫做“打哩”，就在西环货仓处上班。初时以为秤大米不难，干起来却不是那么回事。他在这边过磅，仓库在那边验收，还要赶火车运往新界。一批苦力扛着米包排长龙，等着过磅，要称准180斤一包，多了不行，少一些仓库又不肯收，手脚稍为慢些，排队等候的苦力就紧催，这份差事也难干下去。
1942年，母亲倾其所有，连金链也卖掉了，和其他13人合股，在湾仔鹅颈街开了间杂货店，取名叫“有如”。其实本意名为“有和”，但登记办证时写得太潦草，误写为“有如”，也就将错就错。
这家杂货店由霍英东管理，每天早上六时多开店，洗漱刚毕，顾客便陆续蜂拥而来。有时一下子来十多人，都要招呼妥当，站在路边兜揽住，免得顾客跑到别档去。一个顾客往往要买几样以至十多样，什么蒜头、豆豉、咸菜、咸鱼等等。他拿着秤，手势要快、要靓，不然，顾客便不满意，说给少了。在机场干活虽然吃力，但不必动脑，在杂货店里却整天要料理这样那样。就是吃顿饭也不得安宁，得站着吃，随时准备招呼顾客。
到了晚上10时，伙计纷纷放工逛街，霍英东还得留在店里煮酱料、添甜醋，调制酱油。日军占领时期，样样都缺，都得自己制作。深夜12时了，还要封盖好一切杂物。店内老鼠横行，什么都咬，蚝豉、发菜……样样都要收拾好，才能离店。一年365日，天天如此，一个小时也偷闲不得。
在这段日子里，霍英东起早贪黑，奔波劳碌，但“那是经营生意的好训练。”由于他细心精明的经营，杂货店的生意日渐兴隆。这段生活，对霍英东是很好的磨炼，他从中获得经营管理的良好训练，培养了坚强的意志和灵活的处事方法。

重操父辈的驳运旧业
但杂货店的工作毕竟是太繁杂、太劳累了。1945年战争结束，万物更新，各行各业逐渐活跃起来，运输业自然急需发展。霍英东和他母亲都看准了这个时机，毅然把杂货店顶给别人，得了7000元，决心重操父辈的驳运旧业。
那时摆在霍英东面前的，有两条出路：一是平平稳稳的路，也有过这样的机会。他曾申请到太古洋行，当个文员，已被复信接纳，月薪300港元，这在当时还过得去。文员生涯，“朝九晚五”养妻育儿，只要不出大差错，论资升职，可保生活安定。另一条是坎坷的路：暂时帮母亲搞运输，再寻求别的机遇。这虽前途叵测，但他不甘平淡，终于选择了后者。
帮母亲做驳运生意，霍英东管帐，没有工资，但一家人的生活费用母亲全包起。家庭环境仍很艰难，但总算比过去好一些了。要强好胜的霍英东自然不以此满足。他认为，看准和抓住时机找到出路是极其重要的。当时的香港只有一种生意好做，就是处理战后大量物资和沉船。他非常注意宪报上关于战后物资拍卖的消息，及时标购那些只需小修的小艇、廉价的舢板、海军的机器等，然后迅速转卖出去。由于他缺乏资金，难以放手大干。有一次，他看准一批海军机器，并且以18000元中标。他兴高采烈回家请母亲凑钱交款。想不到母亲断然拒绝。霍英东借贷无门，眼看到手的一笔大买卖落空了。人急智生，霍英东找到一位工厂老板，商量租借其仓库存放机器，老板看了机器，同意租仓；霍英东看老板对机器很欣赏，提出可以卖给老板，老板开口愿出4万元，霍英东求之不得，迅速成交。1945年至1948年间，霍英东净赚22000元。这是他在拍卖剩余物资的数年内赚的一笔大数。回忆这段往事，他不无感慨地说，这确是很好的机遇，如果那时我有足够的资金，就可多赚几大笔了。

东沙岛冒险
1948年，霍英东25岁，正是人生中富有浪漫色彩的岁月。有一天，他听人说：东沙岛一带的海底有大量的海人草，那是制造胃药的原料，何贤在澳门有间公司收购，每磅1美元。霍英东听了，很想试一试。但未出过远海，又缺乏航海知识，母亲也极力反对，他却下定决心，与别人合股，成立公司。他以刚投标购进的机帆船入股，折价3万元，加上其他人投资，筹得10万元。他在香港长洲招了渔民80人，给了些安家费，连同船员，共90余人出发。
那时东沙岛属广东省管辖，出海执照须由广东省建设厅签发。由于未办好出海手续，船到三门关，被海关扣留。船上的工具舢板、锚、救生艇等，海关说是货物，都要扣留。90多人困在船上，滞留了10天，带去的咸肉，咸鱼都吃光了。后来转去汕尾，途中又遇上风浪。所招渔民，多是海陆丰人，汕尾是他们的老家，许多人不告而别，纷纷散走。霍英东只得在汕尾重新招一批人。经过一番周折，才终于启航出海。
他们终于到达了东沙岛。船一靠岸，顾不得远航疲劳，霍英东立刻带领船员搬运物资上岸，搭起住所，建立贮存海人草的仓库。能够顺利到达东沙，这对霍英东来说当然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但是，他们登上的不是什么“金山”。而是“地狱”。
打捞海人草，不像在陆地割草那么轻松。这种海藻生长在三、四米深的海底珊瑚丛中，他们缺少必要的潜水工具，只自制了潜水眼镜，在水底能看见海人草，每个人吸上一口气潜下去，没采到多少海藻就急着浮上水面，靠着船舷喘气了。有时那些珊瑚芒刺，又尖又硬，一不小心就会被割破，还得随时防备鲨鱼的攻击呢！这样浮上潜下的，翻腾扑登了一天，一个人也采不了半筐海人草。
当地天气酷热，太阳从早上5点钟就露出海面了，白天气温高达40℃以上，岛上没遮没挡，火辣辣的阳光烤得人的皮肤发疼。海滩被阳光晒得银白一片，眼睛也难以睁开。每人只有戴着黑色眼镜才能活动。在海上采捞海人草时，连竹帽也不能戴，整天任由烈日暴晒。每人只穿着一条三角裤，不出几天，就晒脱了皮。
有一次，霍英东他们从海上运海人草回来，突然狂风大作，波翻浪涌，船被打坏了，掌舵的也不敢驾驶，霍英东只好自己把舵，任由风浪漂泊。从白天到黑夜，风没有停止，船也不知道漂到了何方。大家非常焦急。忽然看见远方电筒亮了一下，霍英东知道那里就是东沙岛，真是喜出望外。于是，他和船员把正船舵，向着小岛驶去。这时风浪已经减弱，他们才脱离了险境。原来那灯光是一位伙计拿着手电筒到海边察看停泊着的小船被狂风刮走了没有。霍英东后来回忆说：“如果没有那一闪的救人之光，我们早就沉到海里喂鲨鱼了。”
岛上食用也非常困难，来时带的咸鱼、咸菜不多，原以为可以钓鱼，以鱼作肴，但海上全是大鱼，不到两天，钓丝全给咬断了。每天只吃白饭，饭量特别大。但带去的粮食也不多，十多天以后，就处于半饥饿状态。捱上一个月，许多人脸浮脚肿。
全岛能供饮用的仅有一口水井，水量不多，水味半咸半淡，平时水深仅半尺。除了用来煮饭和饮用，只能用少许洗脸嗽口。谁想冲个凉，只好等待老天下雨了。可惜每年十月至次年四月，正逢旱季，下雨极少。从海上采捞回来，个个身上粘粘糊糊的，再和汗水混合，又腥又臭，没有淡水冲洗，实在难耐。更苦烟源断绝，船员们烟瘾发作，只好到垃圾堆里寻找那些早已沤得发霉发臭的烟头，捡来用水泡浸、晒干，再放到锅里炒一下，用纸一卷，聊胜于无。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个月，也没见大陆的补给船到来。船员再也忍受不下去了，终于散伙了。
霍英东后来只好雇用一批台湾人和琉球人。琉球人很能吃苦，这种非人的生活，他们也能捱得下去。最终靠着这一群特别能够吃苦的人，继续支撑了。霍英东在这个荒岛整整熬了六个月。
经管后勤事务的人，只列进帐，没有出帐，海人草陆续卖掉以后，说是仅够各种开支，一分钱也没有赚到。苦熬半年一场空，霍英东那时心情懊恼，但他认为这段艰苦的生活，磨炼了他的意志和毅力，对他以后的事业起了重要的作用。只要想起东沙岛的日日夜夜，不管处于怎样的困境和逆境，他也有决心和勇气去克服。

开拓房地产业新天地
香港光复时，人口才50万，以后陆续增加到100万。人口剧增，住房严重不足，加上工商业勃兴，形成对土地和楼宇的庞大需求。霍英东审时度势，认定香港房地产业势必大有发展。早在1953年初，他已开始经营房产业，成立立信置业有限公司。

那时英国、美国、加拿大及香港地产商都是整幢房屋出售的，由一个公司拥有整幢地产楼宇，非有巨额资金，很难购买，因而房屋不易脱手。过去美国华侨喜欢在九龙深水bu一带购置物业，作为祖业传给子孙收租。从买地、规划、建楼，以至收租，资金周转期很长。霍英东当时是向银行贷款建楼的，要付一分多利息，如果建成了才卖，人家不买，利息承担不起，自己只好“跳楼”。他于是一改过去的作法，将房地产工业化，兴建住宅、写字楼、商场综合大厦，分层、分单元出售，预售“楼花”，并提倡分期付款。这分层预售“楼花”和分期付款的经营方式在当时确是个大突破，此法大受买家欢迎。
当时引导买主察看楼宇的人都是有名的“负气佬”，他们对卖主很不耐烦，因为反复带人上高层楼宇介绍房舍情况，一天不知上下多少次，又往往十居其九生意斟不成，徒劳往返。霍英东有鉴于此，编印了小册子，对楼宇情况以及有关出售楼宇新措施广为宣传，便于买家了解，这在当时也是创举，收到良好效果。
霍英东精打细算，他算过一笔帐：那时租楼要交顶手费，一般一个单元7000元。一座楼如果以六层计，位置高，价钱可便宜些，一个单元才卖1．4万元，登广告预售，第一期交费7000元，余下7000元，每月缴交不到300元，两年可还清，与租屋无异。但买方却获得一个单元住房，是很合算的。所以广告一出，楼花很快便卖光了，其实楼房尚未开工。从建楼来说，比如建筑费需100万元，首期预付10％，只须先付10万元，以后在施工中分期付一定款数。楼房可卖二三百万元，净赚一二百万元。先收售价一半，这建楼费用早就解决了，资金周转很快。他收足定款后才动工，是万无一失的。但买方仍觉便宜，还是抢着买。往往认购之后，转手卖出，也有利可图。有人早上购个铺位，下午转手卖出便赚了钱。这说明房地产业是很有吸引力的，可把人们手上的钱都吸引到房地产业上来。
他首先买入使馆大厦，卖了280万元，赚得不少。以后陆续兴建的楼宇，他带头“卖楼花”，一时地产商纷纷效尤，成为香港房地产市场的一大经营特色。“卖楼花”加速楼宇的销售，加快资金回收，地产商易于筹措资金。那时一哄而起，全港都疯狂了似的，许多人卷进房地产业的旋风里。从1955年到1965年10年间，香港地产业蓬勃发展。
香港楼房过去一般不超过四五层。1955年香港政府修订建筑条例，准许建高层，房地产业发展更加迅速。当时香港政府一个星期拍卖12幅地，连续拍卖3年。在这期间，霍英东建起了全港第一座最高的17层大厦，随后几年，大厦遍布港九。在他名下的60多间公司，大都经营房地产生意。他担任香港地产建设商会会长，该会拥有会员300多名，经营香港7成以上房地产生意。目前香港许多富豪，大都是经营房地产发迹的。他的革新措施把香港房地产业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峰。就在当时他已预见到房地产业将有更大发展，提出“居者有其屋”的目标，目前在香港，这个目标已逐步实现了。他现在仍担任香港地产建设商会永久名誉会长。
房地产业的启动，推动了香港工业的发展。那时纱厂、搪瓷厂、水泥厂、船厂受经济不景气影响，难以支持。但工厂在市区都占地不少，有的纱厂占地几十万尺。这些工厂迁厂卖地建楼，一下子赚了大笔钱，工厂起死回生，又可扩大生意了。拆船厂无船可拆，货仓存货不足，都可卖地转搞房地产。这些重大变化都发生在1955年以后那几年间。高楼大厦一建，其他有关工业便带动起来。1959年香港的纱厂总共才38万锭，但到1967年就拥有90万锭了，原因在于房地产市场好。南洋纱厂搬到荃湾，一搬就发了。原来厂址所在地段繁荣了，建了楼房便赚大钱。
那时大家都争地盘。霍英东拆建利园山旧楼，收购了部分渣甸仓，牛奶公司货仓；海军船坞开投，他也投了标，这都是为了找地盘，建楼房。香港政府还开山填海卖地，他也承办开山填海工程。
房地产业不但推动了工业发展，也推动了旅游、商业、饮食业，还推动了金融业的发展，使整个香港繁荣起来。
50年代以前，银行是不轻易贷款的，不收存款。汇丰银行早期就不收存款，要经有名望的人介绍才能开户。许多人士的产业，不是早已存足楼款的，而是把所购楼宇按捣（抵押）给银行，向银行贷款购买。楼宇按揭贷款当时便成为银行的主要业务。香港金融也随之日益活跃。
现在回头看来，霍英东当时采取的经营房地产业的新措施，在香港经济发展中确是重大突破。它不但推动房地产业的发展，也推动了工业和金融业的发展。

从挖海沙到承包工程
房地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建筑材料业，目光远大的霍英东，早已放眼于海底沙。掏沙能填海造地，挖深海床，又能取得建筑业所需大量海沙。但掏沙费工多，沙价又贱，盈利少，当时很多人都不愿经营。
挖海沙，初时干这行确也相当艰苦。用手工操作，铲沙很吃力，费工又多。每逢煤炭船到，挖沙的工人都运煤去了，就找不到工人。及后每年招标，由几十只帆船承包，3元多一立方码。船主先借一年工钱，往往一次扣不完，尚有余欠，他又要求再借，预支款总还不清。明年招标，又不能不再包给他，因此获利不多。
过了一段时间，不愿守旧的霍英东试图改革，他花7000元港币从海军船坞买来挖沙机器，用机械操作，效率大大提高。及后进一步改用机船掏沙，派人到欧洲重金订购了一批先进的掏沙机船，以后又亲自到泰国，向泰国政府港监，以港币130多万元购买了一艘大挖沙船，载重2890吨，每20分钟可挖取海沙2000吨，自动卸入船舱。此外，他还捷足先登，通过投标，承包海沙供应，自此掏沙业迅速发展，开创了挖海沙的新局面。
为了扩充设备，增强实力，他收购了美国人的太平岛船厂。从前只有外资吞并中国人的产业，这回却是全港最早由中国人收购外国公司的产业。他还收购了荷兰治港公司的大批工具，从事填海造地，承包国际性的招标工程。
过去香港的大建筑工程都是给外国公司承包的，香港建机场，法国公司中标承建。1947年到1948年兴建中国银行，也是英国建筑公司承办。初时霍英东承办建筑工程，有人说，你们不是工程师，又未学会计，肯定办不好。但他却成功地承建了不少工程，从未遭受失败，有的还是难度很大的重大工程，开创了中国建筑公司承办重大工程的先例。
最艰巨的工程，是承建世界上第一次设计的海湾水库淡水湖第二期工程。
淡水湖的第一期工程是由法国公司承包的。
由于亏蚀，承办了第一期，就甩手不干了。霍英东承建的是水库第二期工程，为水坝加高，那是当时全港最大规模的国际性招标工程。开投时，日本十多家公司合投一票，但计价比霍英东高出一倍。
这项工程技术要求甚高。水库工程已不简单，何况是在海湾建水库，每项工程要求都很严格。先拦坝抽干海水，坝外面为石，石上要铺五尺厚的沙，由于是斜面，沙铺放时容易冲歪，如何铺好，技术上难度很大，但他终于成功了。在承建许多工程后，霍英东对此更有信心了。
除此之外，他承包过上百个项目。做过填海工程，也建过码头、避风港，铺过海底煤气管道以及海底排污管道。
他也建造过水翼船。收购太平岛船厂后，他买了一只瑞士制的水翼船，并按其设计制造。烧焊时须将船体翻转，才利于操作。船体很大，如何翻转，很多工程师都感到为难。他们却有土办法，给船体安装上大木轮，即可翻转。
雄心勃勃的霍英东还把填海开港的事业向东南亚各国开拓，汶莱开港，槟城填海等工程也是他承包的。他开办的“有荣公司”连续在不少港口城市兴业，与国际上20多家公司竞争，往往稳操胜券。

把目光转向大陆
70年代在霍英东的生活历程中，是个重大转折。他的经济事业已打下良好的基础，这时便把目光转向大陆。他一向热爱香港，热爱祖国，坚信中国人的才智甚高，勤奋有为，足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渴望祖国繁荣富强，并愿为振兴中华尽力。但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谈不上经济建设，他只好从体育事业着手，支持祖国尽早恢复在国际体育组织的合法地位，使中国体育健儿能登上世界体坛，一显身手，藉此振奋民心，推动祖国体育事业发展。
这与他从小爱好体育、特别是爱好足球运动有关。霍英东说：“孩童时，我便恋上了足球，在五光十色的梦幻中最令我心、醉神迷的，是那驰骋球场，受到万众欢呼拥戴的球星。”入皇仁书院读书时他爱踢小足球，但功课很紧，练脚时间不多。日军侵占香港，根本没有机会打球。光复后生活迫人，体育锻炼基本停止。从东沙岛回来，身体很糟。1954年开始从事房地产业，工作更紧张，每天仅睡三四小时，只剩102镑。这时他才警觉到要认真锻炼体魄，决意每天定时参加举重、游泳、网球、足球等项活动。
60年代前期，霍英东经常下场参加足球比赛。他组织的有荣小足球队和卓然队，在港澳地区是支劲旅，每年比赛近300场，连续10年风雨不改。他自己就是这支球队的中锋，而且颇有名气，因此香港足球团体都拥他为“大哥”。他经常身先士卒，带领年轻队友冲锋陷阵；在他43岁时第一次参加甲组联赛，首场比赛中他竟打进三球，一时传为佳话。他的足球队，每年活动经费都在100万港元以上，他也乐于支付。同时，他十分爱护球队的每一个球员。他打网球也相当出色，1972年至1977年间，曾六度获得香港网球公开赛双打冠军。他还参加过在英国温布尔登的老将双打比赛，虽然未获胜利，但却是第一个在温布尔登参加元老网球比赛的中国人。
正因为与体育有这样的渊源，70年代霍英东的爱国心就倾注于协助祖国体育事业冲向世界。他认为在国际竞技场上夺取金牌至关重要，是国家威力的体现。争取恢复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应有的地位，从而参与各项赛事，发挥应有的作用是个紧迫问题。但当时外有反华势力作梗，内有“左”的干扰，要解决这一紧迫问题，曲折颇多，阻力甚大。1974年霍英东曾邀请国际足联会长和秘书长到北京，官方竟无人出面接待。晚上9时，外宾抵达北京饭店宴会厅，大厅冷冷清清，仅霍英东与其长子震霆迎接。住房也安排在一般外宾住的中楼，不安排到贵宾住的东楼。霍英东处此尴尬境地，既迷惑不解，又无可奈何，只好多方解释。
尽管遭受这番挫折，霍英东仍然满腔热情，继续抓紧一切机会为中国体育走向世界而奔走。同年，当他以香港足协负责人的身份，赴伊朗德黑兰参加亚洲足协会议时，便立意先从亚洲足球协会打开缺口，争取我国加入这一组织。
当时联合国虽然已经恢复我国的合法席位，但国际奥委会及许多国际体育组织仍保留了台湾代表席位，我国仍被排斥在外。那时候，东西德、南北朝鲜都分别同时参加国际体育组织，也都分别参与国际体育比赛。而我国情况不同，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因而均以地区参加，台湾改个名称作为地区参加还是可以的。这样办，许多国家的代表比较容易接受。
关于恢复中国在亚洲足协中合法会籍的议题，照章应在60天前提出，大会前一天足协执委经已决定，本次会议不讨论我国入会的问题。我国家体委也认为不可能在这次会议上解决问题了。尽管如此，霍英东仍抱一线希望，积极争取。他想，如果错过这个机会，两年后才再召开会议，又得拖后两年了。但按照章程议程之外的问题，均不予讨论，除非有出席者四分之三以上人数支持，作为紧急事项，提出临时动议，才能列入议程。当天午饭时，霍英东再三考虑，决定四出活动，通过这唯一途径，争取列入议程。这次首先由伊朗代表在会上提出，应让中国入会。主持会议的会长是马来西亚的东姑拉曼。此事在会上经过约一个钟头的辩论，支持动议

③ 求黄埔各期优秀将领

黄埔军校国共名将
总理 孙中山 校长 蒋中正 党代表 廖仲恺
校长办公厅 西文秘书-王登云 中文秘书-张家瑞
政治部教练部 主任-戴传贤 主任-周恩来 副主任-张嵩年 秘书-甘乃光 教官胡汉民 汪兆明
教授部 主任-李济深 副主任-邓演达
管理部 主任-王柏龄 副主任-叶剑英 秘书顾元丙 教官-严重 陈继承 文素松 钱大钧 胡树森
教练部主任-林振雄 副主任-吴子泰 副官-赵世荣 卫兵长-胡公冕
军需部 主任-周骏彦 副主任-俞飞鹏 会计-徐浚溶 金柜-竺芝珊
黄埔军校一期:
1924年5月入学499人，11月底毕业，及格者456人。由湘军讲武学堂合并到军校的158人及四川送来的20余人编成的第6队学生也归入第一期，因此毕业生实际为645人。组成学生总队，邓演达为总队长，后严重接任。全部分为4个队，均为步兵科。除部分留军校外，大多数分配到新成立的教导团，其余派往海军、空军、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等任军事教官或从事政治工作。在这一期里，有入学试和毕业试都考第一名的蒋先云，还有后来成为共和国元帅之一的徐向前，在北伐中终以舍生忘死取义实践了“誓以我血浇灌革命之花”誓言的曹渊。缅怀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真正的新式军人。他们毕业时是五百同窗至今能留下名字的就有以下几位！
孙元良 桂永清 罗 奇 左 权 关麟征 黄锦辉 杜聿明 陈明仁 张 镇 刘 戡 黄梅兴 宋希濂 胡宗南 王叔铭 黄 杰 黄 维 甘丽初 贺衷寒 郑作民 袁守谦 袁 朴 张 颖 蔡炳炎 侯镜如 郑洞国 徐向前 钟 彬 黄 鹤 李延年 李玉堂 孙常钧 李禹祥 酆 悌 陈 赓 张坤生 周振强 霍揆彰 李之龙 蔡光举 曹 渊 贺衷寒 陈大庆 周士第 阎揆要 许继慎 邓文仪 蒋先云 王治岐 刘畴西 余程万 梁汉明 黄 雍 李默庵 范汉杰 刘咏尧 丁炳权 丁德隆 王 雄 邓经儒 方日英 王廷柱 白海凤 冯圣法 王 毅 甘清池 丘士发 石祖德 王敬久 陈德法 尤 崧 黄 鳌 宣铁吾 周振强 李仙洲 张子清 蓝运东 彭干臣 宣侠父 杨溥泉
黄埔军校二期，1924年8月、10月、11月分批入学，1925年9月6日毕业，毕业生450名，由严重任总队长，张治中为副总队长。分为五个队：步兵科两个队，炮兵、工科，辎重科个一个队。学习期间参加了第一次东征和平定刘杨叛乱的战斗，毕业后部分派往第一军。其中较出名的学生是 以下几人。
郑介民 吴继光 姚中英 彭克定 邱清泉 覃异之 刘世焱 聂绀弩 张炎元 王广熙 周逸群 卢德铭 胡靖安 王梦尧 彭礼崇 彭 熙 余洒度 黄寄野 邓士富 王家槐 冯尔骏 方 天 丘 誉 王劲修 丁润生 陈公培 陈 恭 陈集辉 洪宗扬 邝 鄘 李劳工 唐 克 蒋友谅 李以劻 李友邦 刘凤鸣 罗 英 宛旦平 吴振民 杨文泉 袁也烈 雷 震

黄埔军校三期，1924年12月陆续进校，1926年1月毕业，加上在潮洲分校修业期满的学员，毕业生共1233人。从第三期起，新生入学要受三个月入伍生教育，期满考试合格才能成为正式生，编入学生队。张治中任总队长。在第一次东征时期，第三期学员编为入伍生总队留校，分驻市区、黄埔、虎门等地，担负当地的治安、勤务和警戒任务。在杨刘叛乱时，三期学员奉命回黄埔长洲本岛，配合回师的东征军发动总攻击。继而又参加“六.二三”广州各界声援上海“五卅”惨案的反帝游行。校党代表廖仲恺遇刺后，三期学员直接参与了监管与“廖案”有关的囚犯。在校学习期间，第三期学员献身于革命事业者有22人，在校病逝者有53人，因病逝世的比重为军校各期学员之首。
综观黄埔军校第三期学员，他们在军校毕业后大多分配到嫡系部队任职，但是真正出类拔萃者并不多见。王耀武的出人头地，算是黄埔军校所培养的三期学员里堪称最为成功的典范吧。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大多数三期学员在任职到校官时，大多被分配到地方保安部队任职，所以在许多三期生的经历中大多可见其担任某省保安团团长、某省保安处处长等职务。由于地方保安部队并不是正规军，其待遇也较正规军差。或许当时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认为这么做是磨练军人的一个方式，但是此举却阻碍了这些学员以后的升迁，使得部分四期生超越了前期的三期生。这或许就是黄埔三期生发展较不顺利的一个原因吧。知名的有 ：

戴安澜 高致嵩 朱 赤 王润波 贺光耀 胡义宾 王诗萱 刘宗宽 熊绶春 石 觉 彭子言 倪志亮 黄仲翔 龙其伍 刘安祺 易安华 廖 慷 黄泳瓒 柴意新 陈嘘云 叶 成 黄锡章 黄公略 王 竣 张本禹 方先觉 朱 岳 祝夏年 李韵涛 黄格君 周 复 陈奇涵 皮亚无 张守谦 马耐园 常乾坤 王禹九 黄 铮 郭化若 李干清 王耀武 曹素民 韩宪元 刘国用 陈采夫 谢升标 康 泽 王 仁
黄埔军校四期，1925年7月至1926年1月，分7批入校，1926年9月毕业，加上潮洲分校同时毕业的2期学生，共2654人。方鼎英任总队长。本期入伍生设1、2、3团，后转为正式生，设炮兵、工兵、政治、经理4科。1926年5月改编为步兵军官团一团、二团两个团。部分驻扎在黄埔岛对岸鱼珠炮台和深坑一带，以后又迁到陈家祠，政治科先在沙河营房后搬迁到黄埔岛的蝴蝶岗炮台校舍。学生毕业后选派参加北伐。1926年秋，北伐军出师获捷，北定武汉三镇，东逼苏杭宁沪，声威大震，如日中天，但前线此时也急需补充大批中下级军官。在此形势下，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毕业了。1926年10月4日，毕业典礼在广州郊区瘦狗岭沙河广场举行，前来观礼的宾客不下万人。学员方队列队经过检阅台，高声朗诵四期学员誓词：
不爱钱，不偷生。统一意志，亲爱精诚。遵守遗嘱，立定脚跟。为主义奋斗，为主义而牺牲。继承先烈生命，发扬黄埔精神。以达国民革命之目的，以求世界革命之完成。
谨誓。
有名的学生有；
谢晋元 张灵甫 胡 琏 李 弥 胡长青 刘玉章 潘朔瑞 赖传湘 林 彪 罗 列 高吉人 彭士量 韩应斌 高魁元 杨 杰 严 明 黄华国 宫慧民 李友梅 路景荣 侯 声 洪 水 陈毅安 宋志文 雍济时 邓定远 高 鹏 钟 纪 刘演竞 唐天际 黄卓球 郭天民 曾中生 艾 叆 刘志丹 周庆祥 唐生明 邱维达 张世光 丁 一 苏文标 江澄清 李克毅 卢碧湖 王联升 丁 昌 方成德 喻利群 马威龙 刘其宽 刘 实 邓 谠 刘 炜 郝标文 李鸣珂 李天柱 李 谦 袁国平 华品章 潘裕昆 文绍珍 段德昌 白 鑫 常乾坤 李运昌
黄埔军校五期，1926年3月，把第四期中未能升学的入伍生编为第五期入伍生第一团，月至7月分别招生1000余人，编为入伍生第二团。9月，入伍生升为学生队，分步、炮、工、政治、经理五科。组成6个大队、17个中队、53个区队。11月15日开学，1927年8月毕业，毕业生2418人。1926年底至1927年初，政治、炮兵、工兵共1700人，先后从广州和南昌迁到武汉分校，并于1927年5月和7月先后毕业，恽代英主持毕业典礼。留在黄埔岛的步兵、经理科约1400人，由广州开赴南京，于8月15日毕业，何应钦主持毕业典礼。至此，标志着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两党合作的黄埔军校的结束。这期学生比较少，
唐守治 王剑岳 卜懋民 刘眉生 陈文杞 吕旃蒙 梁希贤 彭孟缉 黄 红 杨家骝 谭希林 许光达 潘子仰 廖以义 黄 超 杨志成 赵尚志 劳冠英 陶 铸 宋时轮 孙进贤 单心舆 陈有维 甘 霖 杨元森
黄埔军校六期，1926年7月至10月入学，1929年2月毕业，共718人，分步、炮、工科。知名的有：
姚子青 毛岱钧 戴 笠 萧平波 耿光翟 虞晓冰 孙明瑾 吴家让 章 杰 胡献群 王天祥 魏中天 熊笑三 易安华 雷 忠 蔡庆华 陈静轩 赵子立 廖耀湘 林责夫 杜 鼎 程子华 金定洲 吴光朝 吕公良 陈中柱 周 兼 王大权 皮宣猷 李苍霞 罗瑞卿 张宗逊 曾 振 喻梦希 姚幼民 吴锡照 彭止戈 凌则民 唐 纵 李崇诗 刘国运 刘放吾 叶公武 皮宗敢 吉 猛 任盛濂 陈道政 史 说 张练庵 曹 艺 王 诤 朱道南 周大根
黄埔军校自1924年成立至1949年迁往台湾。25年间黄埔师生精英辈出，诞生了中国现代史上许多叱咤风云、赫赫有名的人物。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黄埔军校在大陆总共招收的23期学员中还包括了四届女生班！
1926年的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校址设在武昌长街两湖书院旧址（现解放七道中段）。招收的女学员是18至20岁的中学生。1927年2月入学，共200人。编成1个大队，3个中队。在这一期的学生中，涌现出了两位一文一武著名的人物。文有知名于海内外的女作家谢冰莹，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从军日记》使她名噪一时。武的是在白山黑水之间与日寇浴血奋战而壮烈牺牲的抗日英雄赵一曼。正是在军校求学时，赵一曼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投身于革命斗争的洪流中。其他女学员中还包括徐向前元帅的夫人黄杰，聂荣臻元帅的夫人张瑞华等人，她们都是同期毕业的。 黄埔女生们考入军校时，正是风华正茂，年轻有为之时，她们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由衷的报国之心，毅然投笔从戎。尤其是抗战中的女生，开赴前线与日寇作战，令人可敬可佩。
赵一曼 谢冰莹 胡 筠 萧平波 郑梅仙 陈觉吾 王也华 李蕴瑞 邓 苏 邱继文 盛业煌 廖德璋 胡兰畦 曾宪植 黄 杰 危拱之 张瑞华 黄静汶 郑奠邦 杨伯珩 张麟书 彭漪兰 钟复光 唐维淑
黄埔七期，乱世之中，不太出名的一期学生 ，知名的有：
罗友伦 周 朗 马 辙 刘云瀚 张 敬 易师闵 黄思宗 黄 翔 尹 俊 龙泽汇 黄瞰寰 徐远举 杨伯涛 叶烈南 王 弼 王启明 王明儒
黄埔八期 ：
张毓英 李抑强 张慕贤 黄占魁 全正熹 陈 砥 邹用元 吴建树 韩润珍 陈 溉
黄埔九期 ：
鲍熏南 刘粹刚 李桂丹 周庭芳
黄埔十期 ：
李祖唐 陈锡纯 岭光电 刘立忠 华金祥 吴国英 李亚东 严开运 张学思 马兆麟 ( 张学思是张作霖的四子，少帅张学良的弟弟。后来率领部分东北军投靠我党，解放后是我军的海军司令) 至此以后战事连连，国民党的心思全都花在了战场上，黄埔也就衰落了~！ 虽然他们依然招收学生但是教学质量大不如前，学生中出众者也不如前. 以上所提出名字的都是杰出学生

有名的差不多都在此了，战绩不好说，一说太多了，你可以网络感兴趣的将领的名字，搜索他们的事迹。

④ 关于清明上河图的问题

这幅画描绘的是汴京清明时节的繁荣景象，是汴京当年繁荣的见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的写照。通过这幅画，我们了解了北宋的城市面貌和当时各阶层人民的生活。总之，《清明上河图》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清明上河图》的中心是由一座虹形大桥和桥头大街的街面组成。粗粗一看，人头攒动，杂乱无章；细细一瞧，这些人是不同行业的人，从事着各种活动。大桥西侧有一些摊贩和许多游客。货摊上摆有刀、剪、杂货。有卖茶水的，有看相算命的。许多游客凭着桥侧的栏杆，或指指点点，或在观看河中往来的船只。大桥中间的人行道上，是一条熙熙攘攘的人流；有坐轿的，有骑马的，有挑担的，有赶毛驴运货的，有推独轮车的……大桥南面和大街相连。街道两边是茶楼，酒馆，当铺，作坊。街道两旁的空地上还有不少张着大伞的小商贩。街道向东西两边延伸，一直延伸到城外较宁静的郊区，可是街上还是行人不断：有挑担赶路的，有驾牛车送货的，有赶着毛驴拉货车的，有驻足观赏汴河景色的。
汴河上来往船只很多，可谓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有的停泊在码头附近，有的正在河中行驶。有的大船由于负载过重，船主雇了很多纤夫在拉船行进。有只载货的大船已驶进大桥下面，很快就要穿过桥洞了。这时，这只大船上的船夫显得十分忙乱。有的站在船篷顶上，落下风帆；有的在船舷上使劲撑篙；有的用长篙顶住桥洞的洞顶，使船顺水势安全通过。这一紧张场面，引起了桥上游客和邻近船夫的关注，他们站在一旁呐喊助威。《清明上河图》将汴河上繁忙、紧张的运输场面，描绘得栩栩如生，更增添了画作的生活气息。
张择端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使《清明上河图》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清明上河图》丰富的内容，众多的人物，规模的宏大，都是空前的。《清明上河图》的画面疏密相间，有条不紊，从宁静的郊区一直画到热闹的城内街市，处处引人入胜。
据齐藤谦所撰《拙堂文话•卷八》统计，《清明上河图》上共有各色人物1659人，动物209头（只），比古典小说《三国演义》（1195人）、《红楼梦》（975人）、《水浒传》（785人）中任何一部描绘的人物都要多。
《清明上河图》全图可分为三个段落，展开图，首先看到的是汴京郊外的景物。中段主要描绘的是上土桥及大汴河两岸的繁忙景象。后段则描绘了汴京市区的街景。人物大不足3厘米，小者如豆粒，仔细品察，个个形神毕备，毫纤俱现，极富情趣。
据图后明人李东阳的题跋考据，《清明上河图》前面应还有一段绘远郊山水，并有宋徽宗瘦金体字签题和他收藏用的双龙小印印记，而今这些在画上都已不见。原因有两种，一种可能是因为此图流传年代太久，经无数人之手把玩欣赏，开头部分便坏掉了，于是后人装裱时便将其裁掉；一种可能是因宋徽宗题记及双龙小印值钱，后人将其故意裁去，作另一幅画卖掉了。
还有许多专家猜想《清明上河图》后半部佚失了一大部分，因为画不应该在刚进入开封城便戛然而止，而应画到金明池为止。但是更多的专家认为图取名为《清明上河图》，其含义就是清明节去河边（具体干什么暂不探讨），而图尾柳树边正是主仆一行人出行，完全可以看做是遐想的主人公，那么《清明上河图》名字的含义就完全可以诠释了。反到是有些专家认为画的开始部分来的唐突，好像人为的裁去开头部分，因为原画开头部分有宋徽宗的题字，被裁剪获利之说更有可信度。

⑤ 黄埔各期中都有哪些国共两党的名将

黄埔各期中的名将：

叶剑英，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总参谋长。

聂荣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中央军委副主席。

陈毅，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部文书，中央军委副主席。

徐向前，黄埔第1期，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

林彪，黄埔第4期，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

大将(3人)

陈赓，黄埔第1期，国防部副部长。

罗瑞卿，武汉分校，中央军委秘书长。

许光达，黄埔第5期，国防部副部长。

上将(8人)

陈奇涵，黄埔政治大队长，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

陈明仁，黄埔第1期，四野第21兵团司令员。

周士第，黄埔第1期，防空军司令员。

宋时轮，黄埔第5期，军事科学院院长。

杨至成，黄埔第5期，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张宗逊，黄埔第5期，总参军训部长，总后勤部部长。

郭天民，黄埔第6期，训练总监部副部长。

陈伯钧，武汉分校，高等军事学院院长。

中将(9人)

阎揆要，黄埔第1期，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常乾坤，黄埔第3期，空军副司令员。

倪志亮，黄埔第4期，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

唐天际，黄埔第4期，总后勤部副部长。

郭化若，黄埔第4期，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王诤，黄埔第6期，副总参谋长。

谭希林，黄埔第6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曾泽生，黄埔军校高级班，第50军军长。

彭明治，黄埔军士教导队，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

少将(11人)

袁也烈，黄埔军校政治部干事，海军副参谋长。

徐介藩，黄埔第3期，装甲兵工程学院副院长。

方之中，黄埔第4期，天津警备区司令员。

洪水，黄埔第4期，训练总监部条令局副局长。

李逸民，黄埔第4期，总政治部文化部长。

曹广化，黄埔第4期，军事检察院检察长。

白天(魏巍)，黄埔第4期，炮兵技术学校校长。

廖运周，黄埔第5期，高级炮兵学校校长。

周文在，黄埔第5期，福州军区副政委。

张开荆，黄埔第5期，沈阳军区副参谋长。

朱家璧，黄埔军校第8期，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

⑥ 霍英东的简介和资产有多少,他比李嘉诚有钱吗

我现在也是一个文员，给你一点我自己的小经验。之前我也是没做过文员的，所以刚开始就心里很胆怯，怕别人说我没经验，所以前几场面试中最怕别人问我这个问题，面试官一问说你有没的这方面经验啊？我就开始吞吞吐吐说不出话，一下子就当掉。后来终于发现经验不是百分百没有人天生就事事都有经验的。
下一场面试我努力调整好自己心态，面试官又问了这个问题我大方的告诉他：“我没有做过文员，但是我曾学习文员知识，懂得文员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样一说那个面试官就很有兴趣的说：“哦，那你说说看文员到底要起到那些作用？”我立刻把准备了好久的文员知识抛出，
当然事先我的做足功课也了解了文员在办公室里的一些常务工作，具体也要看你想要应聘的公司性质，不同公司有不同应对的方法。后来顺利录取。到了公司上班后我才知道那次所有应聘者就我没做过文员，但我录取了！私下问我们人事经理她说她觉得我坦率而上进，虽然没有经验，但经验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是否是真得想做这份工作是否曾为了这份工作花心思。而有时经验的人反而成了老油条，不再想充电，只是为了换工作而换工作罢了！所以你不用担心自已是否有经验，文员实际上是很容易的！相信自己，祝你成功！
希望采纳

⑦ 黄埔军校第一任校长是谁

黄埔军校第一任校长为蒋介石。

总共有二十八任。

第一任-蒋中正先生（1924年－1947年），1947年改任名誉校长。

第二任-关麟征将军（1947年－1949年10月），关校长曾任52军军长、九集团军总司令、陆军总司令，军衔中将。出身黄埔军校一期。已病逝于香港。

第三任-张耀明将军（1948年10月-1949年12月），地址四川成都。张校长出身黄埔军校一期、高教班9期。曾任52军军长，38军长，首都卫戍总司令。军衔中将。1972年10月病逝于台湾台中市。

第四任-罗友伦将军（1950年10月-1954年9月），地址台湾凤山。乃1950年国民政府迁台后重建陆军官校，为复校第一任校长。

第五任-谢肇齐将军（1954年9月-1957年4月），籍贯福建武平，为该校第六期毕业。谢校长出身军校，乃罗友伦任内的教育长。军衔少将。期满即退役。由于当时外岛战事频仍，军校校长成了冷门。因当时陈诚掌军政大权，把军校地位下降所造成。

第六任-徐汝诚将军（1957年4月-1961年12月），籍贯浙江余姚，为该校第六期毕业。徐校长出身军校六期，后留学德国学陆军，军衔中将。曾任胡宗南部下的军长、师长。由于在任期间台湾形势正处在金门发生“八-二三”炮战，胡链的旗下则论功行赏，而徐氏卸任由于成绩平常，情绪低落，被调陆军总部任参谋长，郁郁不伸，即退役下来。

第七任-艾叆将军（1961年12月-1965年3月），籍贯湖北武昌，为该校第四期毕业。艾校长出身黄埔军校四期、陆军大学九期，军衔中将。

第八任-张立夫将军（1965年3月-1970年4月），张立夫恢复黄埔革命传精神之目标，以铁的纪律、爱的教育，以期德智体兼备，文武双全术德兼修。

第九任-林初耀将军（1970年4月-1973年4月），籍贯广东兴宁，林校长出身兵科专校不是黄埔。军衔少将。在军校三年很少建树。由于出身问题受到岐视，乃历任校长中官运最差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遇到蒋经国正要安排自己班底，进入权力系统。老人要退伍乃潮流使然，卸任后即退役了。

第十任-秦祖熙将军（1973年4月-1976年4月），籍贯湖北黄冈。秦校长出身军校十四期，军衔中将。德国留学回国，随蒋介石身边任至中将侍卫长。

第十一任-言百谦将军（1976年4月-1977年12月），籍贯浙江新昌，言校长出身军校16期，由特战队司令调任校长，军衔中将。莅任后即反秦祖熙开放作风，采取高压，把学生当兵来带，有“军校之祸”之称，干了一年半即调任第十军团司令。

第十二任-许历农将军（1977年12月-1979年12月），籍贯安徽贵池，许校长出身军校16期，由王升引荐从政战学校校长调任，军衔中将。作风认真苦干，为蒋经国所垂青，期满卸任调金门防卫司令，不久升总政主任。

第十三任-朱致远将军（1979年12月-1980年7月），籍贯安徽阜阳，朱校长出身军校16期，军衔中将，亦由政战学校校长调任斯职。期满调军团司令，随又升陆军副总司令。为人重知识，对学生关怀是他的特点。

第十四任-卢光义将军（1981年7月-1983年7月），籍贯湖南益阳，卢校长出身军校22期，中将军衔，由军长调斯职。为人性情暴戾，卸任后调八军团司令。江南案后调军事情报局长。

第十五任-黄幸强将军（1983年7月—1985年7月），籍贯湖南安乡，出身军校22期，军衔中将，由军长调斯职。为人谦尊有礼。卸任后调八军团司令，金门防卫司令，现升上将陆军总司令。

第十六任-黄耀羽将军（1985年7月－1986年7月），籍贯广东合浦，出身军校22期，由军长调新职。任职期间依黄幸强之规办事。卸任调国家安全局副局长，为宋心濂副手，将为宋的继任者。

第十七任-汤元普将军（1986年7月－1989年6月），籍贯江苏邳县，出身军校28期。出任前为新竹军军长。汤校长未期满即他调，何职未定。接任者迄今未发表。据估计陆军中将以下人事会有大调动，郝柏村对人事安排是十分慎重，有计划的控制。

第十八任-胡家麒将军（1989年7月－1991年6月），籍贯江苏淮阴，为该校第30期毕业。

第十九任-杨德智将军（1991年7月－1993年9月），籍贯福建林森县，为该校第33期毕业。

第二十任-马登鹤将军（1993年9月－1996年7月），籍贯沈阳市，为该校第29期毕业。

第廿一任-童兆阳将军（1996年7月－1997年7月），籍贯浙江兰溪，黄埔军校第34期毕业，美国密苏里大学数学研究所毕业，犹他州立大学电子计算机研究所硕士。

第廿二任-丁渝洲将军（1997年7月－1998年1月），籍贯山东日照，为该校第35期毕业。丁渝洲随後担任中华民国国家安全局局长。

第廿三任-张岳衡将军（1998年1月－2002年2月），籍贯辽宁辽阳，为该校第34期毕业。

第廿四任-杨国强将军（2002年2月－2005年6月），籍贯河南新野，为该校第41期毕业。

第廿五任-王根林将军（2005年7月－），籍贯河南新野，为该校第41期毕业。

第廿六任2006年7月~2006年8月，贾辅义“中将”（凤山陆军军官学校）

第廿七任2006年8月～2010年7月陈良沛“少将”（凤山陆军军官学校，降为少将缺）

第廿八任2010年7月～至2012年7月全子瑞“少将”（凤山陆军军官学校）

(7)林长洲副厅还是正处扩展阅读：

黄埔三杰

黄埔“三杰”是指黄埔军校一期学员中最为突出的三个人物，当时的排列是蒋先云、陈赓和贺衷寒三人。前两人都是坚定的共产党人，而贺衷寒则有个转变的过程，先是团员，后又成为共产党的死对头。

⑧ 黄埔军校谁办的

狭义上讲黄埔军校应是1924年～1930年国民党在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长洲岛兴办的一所军校，当时校名：“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
广义上讲黄埔军校即是1924年以后，国民党及中华民国政府兴办的各个军事学校。
黄埔军校，全名为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一所军事学校，培养了许多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中闻名的指挥官。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一至六期，原址设于中国大陆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长洲岛（第六期有武汉分校），军校在1924年由中国国民党创立，目的是为国民革命训练军官，是国民政府北伐战争统一中国的主要军力。黄埔军校于1927年改制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946年再改制为陆军军官学校，并于国民政府迁台时迁至台湾高雄凤山。
1921年（辛酉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广西桂林会见孙中山，马林向孙中山提出“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的建议。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决议建立军官学校选址于广州黄埔。关于校长人选，最初决定为程潜，而以蒋介石、李济深为副校长。但是蒋介石不愿在程潜之下，跑到上海消极对抗。并派张静江找孙中山说情，孙中山才在5月3日任命蒋介石为校长。在此过程中，蒋介石曾辞去军校筹备委员长一职。
对其原因许多学者进行了探讨，除众所公认的财政问题外，蒋介石辞职的深层次原因是对广东政局的现状，尤其是对自己在国民党改组以后未能得到相当的地位和权力强烈不满。“蒋对一些革命的根本问题，如联俄、联共等，思想上有保留，又不宜公开说出，便在行动上采取消极态度。”蒋介石辞职“有不满意职位低微的原因，也有玩弄‘以退为进’的政治权术的意味。军校成立后，以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国民党党代表。随后，任李济深、邓演达为教练部正、副主任，王柏龄、叶剑英为教授部正、副主任；戴季陶（后为周恩来）、周恩来为

政治部正、副主任，何应钦为总教官。此外还有熊雄、恽代英、萧楚女、聂荣臻、张秋人等共产党人担任教官及各方面负责工作。

1924年5月，从1200名考生中正式取录学生350名，备取120名。5月5日开始入学。6月16日，举行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孙中山到会场给青年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要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在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孙中山还宣布训词：“三民主义，吾党所宗， 以建民国，以进大同， 咨尔多士，为民前锋， 夙夜匪懈，主义是从， 矢勤矢勇，必信必忠， 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此训词其后成为国民党党歌及官校校歌，并由陈祖康谱曲，该校歌从黄埔五期开始传唱至今。
1925年1月25日，黄埔军校成立“青年军人社”廖仲恺任社长，2月1日该社刊物《青年军人》第一期出版。黄埔军校最初有许多从苏联来的教员，但在北伐战争期间蒋中正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破裂，所以这些苏联教员离开了。

1926年，根据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将原陆军军官学校扩大改组，于同年3月正式命名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汉后，1926年10月27日，国民党中央先决定在两湖书院旧址设政治训练班，后改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后将黄埔第五期政治科学员移往武昌就读。12月，又决定将黄埔五期炮兵、工兵科移来武昌就读。
黄埔军校校旗
1927年1月19日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1927年3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校歌被明定为中华民国国歌的歌词。革命家宋绮云、抗日女英雄赵一曼、文学家谢冰莹，都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毕业的。郭沫若曾任政治部教官等职。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于是在广州、武汉和南京分别出现了三所黄埔军校。在武汉，3月22日，武汉国民政府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决定将武汉分校扩大改组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开展讨蒋斗争。七一五政变后，黄埔五期学员被迫毕业离校，军校整体改编为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团长是由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同志兼任），成为后来广州起义主力，武汉军校暂时解散。
1927年9月宁汉合流后黄埔军校该校迁往南京。在广州，原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依然开办。
1928年5月，由副校长李济深决定将学校改名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学校只剩下718人坚持至毕业，其余散往武汉、南京等地，称黄埔六期生。
1929年9月10日，在南京，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名义，改学校名为“国民革命军黄埔军官学校”，并陆续成立潮州、洛阳、湖南、湖北、江西、广州、成都、昆明、南宁、西安、新疆等多所分校。第七期学生毕业后，1930年9月，学校被要求停办，1927年底，在南京由蒋介石决定自行成立（南京）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誓反共。1931年3月，以中央军事委员会名义明令改名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主要培养国民党陆军高级军官。建国后的海军少将张学思，历史学家黄仁宇都是中央军校毕业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7年8月日军陷南京，其后由南京出发，经九江、武汉、四川、铜梁，至1938年11月到成都。十六个月间学校四易其地，学生长途跋涉，栉风沐雨，艰苦备尝，均能安之若素。迁校期间，因前方作战部队缺乏，十一、十二及十三期先后提前毕业，且于沿途在各地招收十四、十五两期学生。黄埔军校在抗日战争中成了培养抗日官兵的大本营。各期毕业生都一律开赴抗日前线参战。抗战胜利后，实行军校改制，于1946年元旦后改名为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名义上国有化隶属陆军总部，校长蒋介石改任名誉校长，由关麟征升任校长。
1947年，孙立人在台湾奉命训练新军，决定在凤山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第四军官训练班，直属成都该校，这便是通常所说的第十分校。
孙中山和宋庆龄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
1949年12月，蒋介石下令将台湾籍学生和国民党高官政要的子弟200余人空运到台湾。当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成都，学校停办，共办23期。
1926～1949年。从第一期到第二十三期，军校共培养32万各级军官。其中1924年到1929年共培养了七期13000余人。这些人中的多数形成了国民党中央军的骨干——“黄埔系”
1927年4月至1937年7月，是“黄埔系”的初步形成时期[2] 。在抗战时期，“黄埔系”全面形成，其骨干纷纷当上了师长、军长、集团军司令乃至战区司令长官，从而完成了“黄埔系”在军界的接班部署[2] 。后来居上的黄埔一期生杜聿明(时任第5集团军总司令)、以悍将著称的黄埔第3期领跑者王耀武(时任第24集团军总司令)、职务“越跑越慢”的黄埔一期生郑洞国(时任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2] 。在国民党空军系统内，黄埔生更是独占鳌头[2] 。抗战初期，为了培养更多的空军预备飞行人员，决定成立空军军士学校，出任教育长的是黄埔第1期的王叔铭[2] 。王曾于192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去苏联深造，1931年秋回国脱党转投蒋介石[2] 。1940年接替周志柔，长期担任中央空军学校教育长，国民党的空军人员大多出自其门下[
1949年12月蒋介石及其所谓“中华民国”政府迁居台湾台北市，其后1950年3月1日蒋代表国民党政府宣布：“陆军官校，为革命军基本人才培植的基地，与建军建国的前途有莫大之关系，早就应该恢复。校长一职，不能以任何人兼任，所以在校长人选未定之前，军校的名称不愿恢复。这次任命罗友伦同志为校长，正式恢复军校。”同年10月，黄埔军校以陆军军官学校第四军官训练班所在的台湾台湾高雄县凤山市维武路1号以“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的名称被重新建立，并续办第二十四期作为黄埔军校的继续，学校现占地面积173公顷。至2004年已办至七十三期，现任校长是陈良沛将军。另外“中国陆军军官学校”是迁往台湾十二座在台复校的大陆大学之一。
1924年，在国共两党首度携手合作、国民革命风起云涌之际，孙中山先生高瞻远瞩，视“教育为神圣事业，人才为立国大本”，在广州亲手创办了一文一武两所学堂—— 国立广东大学（今天的中山大学）和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建校时的正式名称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因其校址设在广州东南的黄埔岛，简称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建立的目的是为国民革命训练军官，孙中山先生希望通过创建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孙中山在开学典礼上曾致词：我们开办这个学校，要用里面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创立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才能成功。尔后其学员成为国民政府北伐统一中国的主要军力。1946年行宪之后中国国民党名义上移交军队于国家后改称“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至今。
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积极支持和帮助下创办的，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作为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新型军事政治学校，其影响之深远，作用之巨大，名声之显赫，都是始料所不及的。
黄埔军校建立以来，以孙中山的“创造革命军队，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为宗旨；以“亲爱精诚”为校训；以培养军事与政治人才，组成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的革命军，实行武装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国民大革命为目的。一方面积极进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教育；一方面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军校采用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学方针，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人才。广大黄埔师生在反帝反封建、争取国家统一与民族独立的斗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
黄埔军校自1924年6月在广州创办到1949年底迁往台湾地区高雄凤山，在大陆共办了二十三期，在台续办至今已七十八期，在大陆时期其毕业生包括各分校、训练班在内，计有41386人。名将辈出，战功显赫，扬威中外，影响深远，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显赫地位。而昔日的黄埔军校旧址于1988年被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黄埔军校机构设置：大陆时期：军校由六个部门组成：政治、教育、训练、管理、医学和补给。军校分步兵、炮兵、工兵、辎重兵、宪兵、政治等科

⑨ 蔡万春的人物经历

1916年12月20日，蔡万春诞生于竹南镇狮山庄。家境尽管不佳，父母还是省吃俭用，将蔡万春送进私塾，与邻居小同伴陈培元一起师从郑书生学习中文。
1924年，蔡万春入竹南公学就读，读书6年，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书法与演讲尤佳，年年得奖。1930年，15岁的蔡万春毕业，因家境不佳，不能继续上学，便说服父亲，于第二年与兄长蔡万生投靠台北汉顶（今古亭区）的大姨父陈芋，住在进顶汀州街97号。陈芋在汀州街（现福安育幼院）有一片菜园，蔡万生与蔡万春兄弟就帮陈芋下田干活、卖菜。后来，蔡万生、蔡万春兄弟就到台北中央市场批发水果销售。
1931年，在蔡万春的劝说下，全家迁居莰顶，租地耕种，开辟菜园与鱼池，并在新店租地种植柑橘，可以说是一个普通的佃农。
蔡万春不满足现状，考入“资生堂”化妆品公司，任台中分公司的推销员，后升为分公司经理，先后干了6个年头。这一段经历培养了他的经营能力。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抗日战争爆发，台湾也受影响。蔡万春辞去“资生堂”工作，返回台北。
蔡万春从报上看到一则消息：可用鱼类及蔬菜水果制造合成酱油，这让蔡万春想起小时用鱼汤拌饭的美味，于是经过一番筹划与研制配方，取得军方供应豆类原料，在莰顶家的庙口空地，开始制造“丸庄”酱油，首创以鲜鱼汤。豆类酿造成著名的味素酱油，后又扩大生产“丸万”米醋。除上市销售外，并供应当地驻军。短短数年，凭着酱油与米酷的畅销，家境大大改善，到日本宣布投降时，蔡家已有60万元的积蓄，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成为家族事业的起点。
有了家底，雄心勃勃的蔡万春，又选择台北西门市场附近，租房子经营，除了酱油醋之外，又兼营食品杂货。
1938年，23岁的蔡万春在台北衡阳路（现永裕百货公司一带）花了21万元买下四栋房子，设立大万商行，经营杂货。同年底，由大姨妈作媒，娶余凤娇为妻。
1945年10月，台湾光复后，蔡万春一个接一个的开创新事业。他先是承购原由日本人经营的“梅月堂”，将大万商行改为大万商场，在商场二楼开了一家大万旅社（经政府核定的甲级旅社），兼营日用百货及化妆品。因地处商业中心，经营得法，事业蒸蒸日上。1946年至1948年，蔡万春又相继投资生产大万肥皂、大万发油、大万洗面霜；在汀州街设立玩具工厂；建筑并经营百乐门旅社；成立大万兴业木材行，在松山设立大万窑厂，成立丸万铁工厂等，事业扩展十分迅速。
1949年，蔡万春成立大万实业公司，经营土产及进口舶来品，但因经营不佳很快结束营业。接着他又成立大万产业公司，经营台湾香蕉、笋干、凤梨、米、水泥与红糖等产品出日业务；同时成立大万工业药品公司（为东光工业原料公司之前身），输入工业原料、橡胶、塑胶、肥料与医疗设备等，在商场逐渐有了地位。
1957年，42岁的蔡万春在多位商界闻人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接替卢启华（另一说是卢辉，曾任台北“市政府”“新闻处长”）出任台北第十信用合作社（简称“十信”）理事会主席，这成为他发家致富的又一个新起点。当时台湾有73家信用合作社，十信业务排名第61位。在蔡万春的领导下，三年后，十信一跃而成为全省第二名，不久又登上第一位的宝座，充分显示了蔡万春的经营能力。
蔡万春确实有着精明的商人头脑，为了配合当局提倡的节约储蓄运动，他于1960年2月宣布“只存一元就可当十信的客户”，开创了一元开户的“幸福存款”储蓄运动，这一着获得蒋介石的赞赏，蒋亲自到十信开户，鼓励民众节俭储蓄，一时间“十信”名声大震，“十信”业务发展十分迅速，一跃成为台湾最大的信用合作社。
蔡万春对金融事业情有独钟。台湾光复后，蔡万春曾数度赴日本考察，发现东京、大阪等繁华城市，大厦林立，而这些大多为银行与保险公司所有，触发他个人发展金融保险事业的动机。 1960年，台湾当局为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决定向民间开放保险公司的设立，为蔡万春提供了难得机会。
台湾金融、保险业早期属于管制事业，开放民间有限，而能申请经营此业者，当然绝非等闲之辈，均是有政商背景的知名人士。
当时政界红人林顶立申请经营人寿保险公司的执照。但他的财力有限，无法筹足所需的3000万元资本额，便找到台北市商界名人张传祥（曾任台北市“议会议长”）。张传祥也因财力不足便找到财力雄厚、同是1950年台北市第一届“市议员”的蔡万春，于是在三人的合作下，取得人寿保险公司的设立资格，1961年3月16日，国泰产物保险公司正式宣告成立，林顶立担任董事长，蔡万春担任副董事长与总经理，4月19日上人开业。“国泰”两字乃为林顶立先生所取，意为“国泰民安”。但谁也没想到“国泰”日后成为蔡家事业的代名词，造就了蔡家发达的先机。
林顶立，台湾云林县荆桐乡人，1906年出生。在日据时代，因不满日本人的统治而投奔祖国大陆，就读于厦门鼓浪屿英华书院，后转入漳州第三高中，毕业后，赴上海到中国大学读书，该校停办后，他又东渡日本，在明治大学攻读经济系。
学成返国后，正值抗战期间，林顶立进入军界，曾赴越南西贡等地工作，后在汕头、厦门一带为国民党从事地下工作。1938年，日军入侵福建，林顶立事先掌握正确情报，深得军统局局长戴笠赏识。抗战胜利后，林顶立回到台湾。他在50年代先后任国民党保密局台湾站站长、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特别队”司令与政治研究室主任等职。1951年11月，他在台北市当选为第一届临时台湾“省议员”，随后当选两届“省议会副议长”。
1956年前后，林顶立因违反粮食管理条例而被判处8年半刑期，后因病于1959年保释出狱。这时，林顶立在福建期间结识的省建设厅厅长、后为“财政部长”的严家淦，再度出任台湾“财政部长”（1958--1963年），决定开放民营保险业。严家淦认为林顶立坐牢是冤狱，因此应给予补偿，而让其申请设立保险公司，并在蔡万春的财力支持下，林顶立终得以如愿以偿。
蔡、林结合，可以说是蔡氏政商关系发展的开端。由于蔡家占国泰产物保险公司60%的股权，公司大权还是握在蔡氏家族手中。1975年，已升任公司总经理的蔡万春的弟弟蔡万才策划了公司的董事与监事改选，他自任董事长，哥哥蔡万春任名誉事长，林顶立从董事长一职退下来，任常务董事。据说事前蔡万春不知情，事后曾责备弟弟蔡万才得罪林先生，尤甚于我这位哥哥。蔡万才则表示，侄儿蔡辰男（蔡万春长子）自行宣布为公司副董事长，等于是侄儿骑到叔叔头上了，于是气愤之下，听了属下建议，才演出将开山祖师林先生“杯酒释兵权”的一幕。
随后蔡万春申请设立人寿保险公司。1962年3月，展开筹备工作，蔡万春任筹备处主任，蔡万霖任总干事，蔡万才任执行秘书。8月15日，国泰人寿保险公司正式成立，蔡万春会董事长兼总经理，蔡万霖为常务董事兼副总经理，林顶立为常务董事。9月10日，在台北市南阳街的国泰大楼正式开幕，由“财政部长”周宏涛代表严家淦亲临剪彩。
严家淦对林顶立参与投资保险事业可谓帮忙甚大。林顶立与蔡氏兄弟也对严家淦以回报。国泰人寿公司第一张保险单，就是由严家淦先生投保10年的养老保险，到1972年9月，公司将利带息送给已升任“副总统”的严家淦。蔡家因此与政界大老严家淦建立了政商关系。
这时，台湾已有第一与国光两家人寿保险公司成立，随后又成立了华侨、南山、国华、新光等人寿保险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向个人寿公司的业务不断扩充，成为台湾最具实力的人寿保险公司。
蔡万春颇有发展眼光，他在全省各地设立公司联络处，建立据点。为提高信誉，他在许多大中城市投资兴建分公司办公大楼。1964年首先在来义市破土动工兴建国泰人寿保险公司大楼，随后数年间，陆续在高雄、台中、屏东、新竹与基隆等地兴建公司大楼，联络处也从当初的9个增到1967年的47个，收到良好效果。国泰人寿保险的市场占有率由1963年的31．6%升为1967年的42．8%。这也是使得国泰人寿如今拥有大批办公大楼的根源所在。
另外，蔡氏兄弟招聘大量的业务员拉保险，在刚开始的两年半就以不同方式刊登广告305次，招聘人员，吸收数万人进入国泰人寿保险公司。这也是公司业务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国泰人寿保险公司成立后，蔡万春认为台湾地少人多，地价一定会上涨，看好未来房地产生意，于是于1964年9月14日成立国泰建设公司，进入房地产与建筑业领域；同年10月12月与11月16日，蔡氏兄弟还分别成立国际海运公司（曾拥有高速冷冻船与万吨级货轮，从事台湾与日本之间的香蕉与杂货运输）与国泰塑胶公司，蔡万春均任这三家公司的董事长。1968年，蔡万春又成立国鼎塑胶公司。
1971年，台湾开放民间经营信托业，蔡万春兄弟便成立国泰信托投资公司，蔡万春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72年1月成立了国泰建业广告公司，蔡万春任董事长；同年，蔡氏将国鼎塑胶公司合并于万丰塑胶公司，从事PVC塑胶布和吹气玩具生产。1973年，为配合六年经济计划，蔡氏兄弟又成立国泰石油化学公司。
到了70年代初，以“国泰”为名的蔡氏家族企业已逐渐成为集团企业。1973年底，以蔡氏家族为核心的国泰集团的主要关系企业已有9家，资产总额达108亿元（不包括国际石油化工公司），但因从事金融事业，负债额高达85亿元。集团设有一个国泰管理委员会，负责各分子企业的联系与协调工作。
随后，蔡家继续扩充事业实力。1974年初，蔡氏兄弟又成立国泰利市公司，1976年4月改名为国泰租赁公司，出租生产设备，蔡万春任董事长；1975年，吞并原东裕纺织公司厂房，改组成立国信纺织公司，生产棉纱与混纺纱。1976年底，改组元宝实业公司的健康饮料厂为国信食品公司，生产活性酸母乳饮料。1979年，蔡万春又开始筹建来来香格里拉饭店。
除上述家族核心企业外，蔡氏家族也将旭顺食品、树德工程、三井工程、国信电子、长洲工业、台湾鞋业、联泰通运、理想工业、理想家具设计、龙鼎企业、国玺彩色印刷、来来百货。国泰汽车工业及金阁设计家具等十多家公司通过股权收购等纳入集团范围。其中，国泰人寿、国泰建设、国泰塑胶工业与国际海运公司均是股票上市公司。
到70年代末，国泰集团的实力迅速壮大，经营的事业涉及金融、保险、交通运输、建筑、广告、塑胶、租赁、纺织。食品饮料。电器电子、工程等众多行业，已是一个实力强大的企业集团。到1977年底，所属10大企业的资产总值达350亿元，超过王水庆的台塑集团。若加上其他外围企业，规模则更大，关系企业达70余家、除了拥有四大金融机构（国泰产物保险、国泰人寿保险、十信、国泰信托）外，同时还拥有国泰塑胶。国际海运、国泰建设、理想工业、太平洋实业、大西洋饮料、来来饭店等众多事业，蔡家事业达到全盛时期。其中，1977年，国泰信托投资公司与国泰人寿保险公司的营业额均居同业之首；国泰产物保险公司仅次于公营的台湾产物保险公司与中国产物保险公司；国泰塑胶也居民营企业的第27位，在PVC制造业领域仅次于王永庆台塑公司。
国泰集团还在社会福利事业方面取得重大发展，先后成立国泰综合医院、国泰人寿女子篮球队、十信高级工商职业学校。国泰美术馆及国泰企业机构社会福利基金会等。蔡万春还将汀州街的老家改建为以父亲名字命名的福安育幼院，以从事慈善事业来纪念他的父亲。蔡万春也十分关心故乡的发展，在竹南镇捐建了一座万春图书馆，扩建了母校。在今天的竹南狮山里一带，还可以看到他投资兴建的“福安桥”、“万春桥”和庙宇牌楼等。另外，他还曾在家乡创办了一家竹南工厂，增加就业机会，繁荣地方。他还因捐款支持军队，而获得“敬军爱国”楷模。
至此，蔡家成为台湾显赫的大家族。
在家族事业上贡献最大的是蔡万春，蔡万霖。蔡万才、蔡万得三人也跟随兄长多年，为蔡家的家业也有颇多贡献。蔡家能达到如此辉煌的业绩，当然与蔡氏兄弟的密切配合与能干分不开。蔡万春是典型的创业者，生性聪明，小事不大管，也不计较，做事业非常有眼光。蔡万霖是谋士型的人物，不爱在外露面，而是在背后出注意。所以在创业之初，凡是出面与人打交道、接洽。谈判等事宜，都由口才极佳的蔡万春出面。蔡万春自己也讲，“一个人事业要成功，必须具备力量、胆量、肚量三个条件”。由于他广交朋友，知人善任，使得在他的企业内集结了许多有学问、有能力、有远见的商界人物。蔡万霖则在家管帐。“人家欠我们多少钱，我们欠人家多少钱，蔡万霖都记得清清楚楚的。”蔡万才如此评价他的二哥蔡万霖。蔡万才则是处事甚稳，循规蹈矩，是管理制度的具体规划者，他自己也讲，“当年国泰集团主要机构的制度规章、组织架构都是由我订的。”最小的蔡万得则跟着几位兄长做一些具体的管理工作。 1979年，国泰集团的创始人蔡万春因中风患病，难以再继续掌舵，决定将权力下放，在家族内以交换股权方式分家分业，于是国泰集团“六分天下”；蔡万春二弟蔡万霖分得国泰人寿、国泰建设、三井工程等企业，号称“国泰人寿集团”；三弟蔡万才分得国泰产物保险。富邦建设、富邦租赁等企业，号称“国泰产物集团”；蔡万春长子蔡辰男一系，分得国泰信托、树德工程、来来香格里拉饭店、国信食品等企业，号称“国信集团”；次子蔡辰洲一系分得台北第十信用合作社、国泰塑胶、国际海运、理想工程、国玺印刷等企业，号称“国塑集团”；蔡辰洋、蔡辰鸿与蔡辰威等蔡万春三个小儿子分掌来来百货、来来建设等企业，号称“兴来集团”；小弟蔡万德也分得一些不甚重要的企业。其中，蔡辰男与蔡辰洲在事业上起伏甚大；蔡万得事业发展有限，不甚出名；而蔡万霖与蔡万才兄弟则事业发展顺利，均成为当今台湾的大财团。
蔡万得，也曾是一位商场名人，1932年出生，日本东京文科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早期曾任日本华商贸易公会理事。日本青果输入公会理事、大万产业公司驻日办事处负责人，台北市第四届市议员。70年代初，他任国泰产物保险公司、国泰信托投资公司、国泰塑胶公司与国泰建设公司的董事，安得企业公司董事长，国际海运公司总经理，国泰人寿公司监察人。当时他在家族企业中的地位，在蔡万霖与蔡万才之上。在1974年版的《台湾地区集团企业研究》中，国泰集团的核心人物是蔡万春、林顶立。蔡万得与蔡辰男，并没有蔡万霖与蔡万才兄弟的名字。蔡万得娶陈彩莲为妻，生有四男一女，分别是蔡志亮、蔡志阳、蔡志英、蔡志义与蔡志萍。这一系后来虽未建有庞大的家族事业，在社会上的影响不大，但仍有不少家族企业。蔡万得现仍是国泰产物保险等蔡氏家族公司的董事；长子留学美国，现也是国泰产物保险公司常务董事，其他几位子女刚大学毕业，在不同的家族企业工作。

⑩ 中国著名的三大楼是什抹

黄鹤楼 湖北·武汉

滕王阁 江西·南昌

岳阳楼 湖南·岳阳